疫情下再思西欧式民主　中欧四国“向右走”寻觅自身

“什么是中欧？就是俄罗斯与德国之间一个不确定的区域，遍布小国……它是西方世界中最不为人知、最脆弱的部份。”著名捷克裔作家、流亡法国逾四十年的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这样形容他的故土。由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到苏联解体、中欧各国加入欧盟，这片土地似乎总在周边大国的阴影笼罩之下，于纷乱历史中艰难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撰文：郑逸雯

来到今天，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让中欧有机会再次思考“西欧模式”的利弊。自3月开始，疫情在欧洲各国迅速蔓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老牌欧盟大国成为重灾区，官方公布的确诊人数均远超中国。反倒是中东欧地区，由于入境游客相对少、早期及时实施防疫措施，大部份国家的确诊病例数字仍维持在数千水平。

眼见欧美大国都因疫情手忙脚乱，全球也在反思西方民主政府为何未能有效控制病毒扩散，探讨市场化医疗、中央统筹与地方自治等议题。另一方面，“封关自救”似乎成为疫情下唯一选项，尽管这与欧盟数十年来坚持的“无边界化”、人口自由流动原则背道而驰。

对“入欧”不足二十载的中欧“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而言，这种反思也许正将他们推离西欧治理模式。匈牙利立法会3月底通过法案，宣布扩大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的行政权限，包括无限期维持国家紧急状态、绕过国会自行颁布法令、监禁散播疫情“假新闻”人士等，此举在西方社会招致猛烈抨击。

纵使医疗资源及经济实力难与西欧大国相比，但四个中欧国家在这次疫情防控上都取得理想成效，包括及早封关堵截病毒在国内散播，有效采取限行令、停课、家居办公、禁止民众聚会等措施。随着欧洲疫情放缓，四国陆续放宽限令，可算在首波疫情中取得胜利。

不再憧憬西方治理模式？

中欧四国与欧盟绝非在疫情下才开始渐行渐远。保加利亚政治学者Ivan Krastev及美国法律教授Stephen Holmes认为，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自由主义在中东欧地区的声誉便一落千丈，对“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比喻资本主义的投机性与高风险）埋下怀疑与不信任种子；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中欧四国拒绝接受欧盟提出、成员国按比例接收难民的方案，令裂痕进一步扩大。

过去十年间，整个欧洲见证着民粹势力壮大，中欧尤然。如今波兰、匈牙利政府均被认为是极右翼；斯洛伐克由立场中间偏右的联合政府执政；捷克总统泽曼（Milos Zeman）更毫不掩饰其反移民立场，走亲俄亲中路线，但首都布拉格巿长贺瑞普（Zdenek Hrib）宣布解除与北京的“姊妹城巿”关系，改而跟台北结盟，令“亲中派”的泽曼相当尴尬。

吊诡的是，与倾向疑欧派的执政党不同，中欧民众大体上仍对欧盟抱有好感，特别是认可加入欧盟有助经济发展。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一项调查发现，84%波兰人对欧盟持赞同（favorable）态度，之后依次是斯洛伐克（70%）、匈牙利（67%）、捷克（52%）。

但受访者看法存在明显的世代差异，年轻人更倾向支持欧盟；是否支持本国右翼政党同样是重要因素，立场偏右民众普遍对欧盟更不满意。调查还显示中欧四国民众在展望国家未来时，对缩小贫富差距最感悲观，其次是政治制度运作方式、获得高薪工作的可能性，反映普通人对现行社会制度、生活环境的真实感受。

“西欧模式”何以跌落神坛？

回看历史，中欧各国在冷战时期被苏联纳入麾下，但苏共扶持下的红色政权在这片土地曾备受挑战：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波兰数次罢工潮、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无一不彰显其对“民主化”的渴望。正因如此，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后涌现大批反共政客、社会活动家，一众新政府以“仿效西欧”（Imitate the West）为旗号，迅速搭建起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

冷战结束后，前共产主义国家合共推出约2万条新法律法规，内容涵盖民主政体、市场经济、新闻自由、法治等，作为进入欧盟的条件。但在实际运作中，这套制度在中欧国家却出现“水土不服”，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一味模仿“西欧模式”并不能一劳永逸。

欧洲外交政策分析机构Carnegie Europe访问学者Stefan Lehne指出，中东欧国家面临司法机构薄弱、腐败现象猖獗等挑战，而这些政权之所以治理能力较弱，存在历史渊源。他认为，中东欧在漫长岁月中隶属结构松散的奥斯曼帝国，几乎不曾有过强而有力的国家机构；共产主义政权的遗产也阻碍西方民主制的建成，例如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风气。

摆脱苏联三十载后，中欧四国的政体、价值观仍遭西欧国家诟病“不够民主”，时常被视作欧盟中的不稳定因素。捷克《经济日报》（Hospodářské Noviny）专栏作家、分析师Martin Ehl认为，中东欧国家仅在理论上满足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制度条件，西欧则将自己视作“唯一榜样”，对理解新成员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并未展现太大兴趣。

制度弱点、与西欧之间的文化差距，已经令中欧国家选民感到失望。

经济腾飞难掩社会创伤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民主制度与欧盟助中欧四国走上富裕之路。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经历短暂阵痛后，区域内国家纷纷迎来经济腾飞，1990至2018年间，波兰、斯洛伐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逾7倍，中欧四国中GDP增幅最小的匈牙利也超过3.4倍。然而在经济飞跃同时，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悄然而生—人口大规模外流至西欧，这现象在波兰尤为严重。

截至2019年，逾260万波兰人生活在欧洲其他国家，占总人口6.8%，当中近三成是大学毕业生；海外波兰人的就业率比国内高14.6个百分点。该国去年7月推出新法例，为26岁以下、收入低于约8.5万波兰兹罗提（约16万港元）人士减免18%薪俸税。“（人口外流）必须结束，年轻人必须留在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当时称。

中欧各国“入欧”后，年轻人得以奔赴西欧，追求更高薪资、更多机遇。这无疑拓宽了个人追求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却造成国内劳动力与人才不足，日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年轻人外流也加剧人口老化，选民整体趋向保守，客观上为右翼民粹政党上台创造条件。再如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外界普遍担忧中欧各国将无力应对大爆发，因大批医生、护士已远赴西欧从业，国内医护体系随时不堪重负。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大多数年轻人迫不及待想离开，那么无论你过得多么好，也会感觉像个失败者。这种不可避免的丧失感、劣等感，解释了波兰为何成为新兴民粹主义的典范。

保加利亚政治学者Ivan Krastev表示。在他看来，民主制度在中欧的“变质”，需考虑心理层面的因素。

另一个例子也许是中欧民众对社会公平的观感。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5年的数据，中欧四国的坚尼系数均在0.2至0.35以内，在世界范围内算低，意味着社会相对来说较为平等。然而，四个国家的普罗大众对贫富差距感到相当悲观，例如2009年一项调查显示，逾七成匈牙利人称“强烈同意”收入差距过大。

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家Elżbieta Korolczuk认为，中东欧民众厌倦的并非自由主义，而是其“邪恶双胞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最小化政府干预，导致劳工环境恶化、社福制度欠缺等。

中欧四国曾由奉行平均主义的共产政权统治，又在短短数年间匆忙向“西欧模式”过渡，或令国民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格外敏感，在观感上放大社会不公现象。数百年间，中欧各国几经易主，战乱、政变、起义频频，在社会动荡中不断拷问自己的集体身份。

超越“东”“西”，重建身份认同

昆德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参与反苏共运动而被迫流亡海外，在他看来，“地理上的欧洲”素来分割为两个独自发展的部份，一个与古罗马、天主教紧密相连，另一个则向古希腊拜占庭、东正教靠拢。1945年以后，这条界限又新添意识形态之别，在地理上由东向西偏移数百公里。昆德拉形容：“一向认为自己是‘西方’的各国，一觉醒来后突然发现变成了‘东方’。”

西有英法德，东有俄罗斯，夹在大国之间的中欧经历不同价值观撕扯，逐渐形成一套“非典型”社会观念。例如其草根知识分子、工人阶层在冷战时期曾反抗苏共侵蚀，彰显对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的认同；苏联解体后终于回归“西方”体系，这些国家却在移民、难民问题上与欧盟周旋不断。

“相比西欧，中东欧国家对种族、宗教多元的态度更为负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经验不同。” Lehne解释，中东欧原本是欧洲大陆种族最多样的地区，但自十九世纪起发生多次针对特定种族、地域、宗教群体的驱逐与屠杀，加上国境变更，导致如今中东欧各国的民族构成相对单一。二战结束后，中欧四国均建立共产政权，与外界的人口流动甚少，同一时期，西欧却涌入数十万移民，人口结构日益多元。

想深一层，也许“东”、“西”之辩本身不过是一种成见，即仍试图将中欧放入大国政治的框架里审视。由近现代史上不断更迭、分裂的帝国，再到苏联阴影，中欧各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性长期遭到抑制。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大多数选民如今渴望政局稳定，并强调本土利益及民族身份认同。

常年报道欧洲新闻的美国记者Richard C. Longworth曾感叹：“中欧是帝国碰撞、战争开始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充当缓冲区、防波堤……这里盛产浓咖啡和复仇记忆，有太多历史、太多鲜血。”

上文节录自第215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25日）《疫情下再思西欧式民主　中欧“向右走”寻觅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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