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MeToo】美影业整肃道德　“亲密行为指导员”成新趋势

“若所有曾经被性骚扰或侵犯的女性，都写下‘me too’表明身份，我们或许能让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广泛。”两年多前，美国女演员Alyssa Milano在Twitter发布这一则帖文，宣告一场浩浩荡荡的反性侵行动在荷里活打响。时光快进至今年2月，金牌监制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判性侵罪成，其锒铛入狱也被视作#MeToo运动的一大硕果。

诚然，这场行动让不少卷入丑闻的导演、演员声名扫地，将反性侵浪潮带向全球、推至各行各业，但坊间不乏声音质疑运动雷声大、雨点小。回到其发源地荷里活，女性从业者是否更安全、自由？除却一众被业界放逐的施暴者，#MeToo运动还留下哪些实质遗产，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与无数逐梦荷里活的女演员相似，Alicia Rodis早在15岁时献出舞台初吻，18岁时第一次裸体出镜。“我发育得早，从来不像是扮演天真少女的演员。若一部剧中出现妓女或（主角的）放荡好友，可能就会是我的角色。”她忆述。

能够登上荧幕，少女时期的Rodis虽然心怀感激，但这些经历并不总是美好的：“有些经历非常危险，即使不在身体上，也在精神和情感上令人受伤。”度过年轻演员岁月后，她转而成为一名武术及特技指导，继续活跃于荷里活。

然而，多年来Rodis有一个疑惑在心头挥之不去：“我们有特技演员，为打戏设计动作，会照顾好遭身体暴力的演出者。但让人震惊的是，在裸体演员面前，我们却毫不关心。”她一语道出业界对演员心理创伤的忽视。

协调亲密行为　改变say yes文化

#MeToo运动的爆发为这一切带来了转机。她在2018年走进HBO剧集《堕落街传奇》（主题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纽约色情产业）的片场，但职责却不再是指导打戏，而是帮助剧组更顺利、安全地拍摄“大尺度”或“情欲”戏份。Rodis的身份名曰“亲密行为协调员”（intimacy coordinator），这也是第一次有主流电视网络聘请类似职员。

由接吻、拥抱、抚摸、裸露、模拟性交等戏份，均在亲密行为协调员的指导范围内。过去演员在这些场面往往无法得到详细、明确指引，剧本也含糊其辞，只能凭借经验演戏。这难免出现“是否做过火”的模糊边界，为性骚扰创造灰色地带，被冒犯一方常常只能忍气吞声。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权力游戏》中“龙母”的扮演者艾美莉克拉克（Emilia Clark），在回忆起全裸出镜时直言“可怕”，更称“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人们期待什么，不知道别人、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又例如曾出演《巴黎最后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及男演员提名）的法国女演员玛利亚．施奈德（Maria Schneider），多年后坦言自己在拍摄时觉得“羞耻”、“有一点被强奸的感觉”（a little raped）。

“演员想留在这一行业，第一条规则便是对一切要求说‘好’，这真的已经融入他们的训练中。”在纽约担任亲密行为协调员的Chelsea Pace表示。

Pace和Rodis都是这新兴职业的先驱，它正是为了在片场厘清性侵边界而诞生。协调员除了监场，更充当剧组成员之间的沟通桥梁，在开拍前尽可能明确传达演员能接受的尺度、导演希望达到的效果，并在拍摄时确保这些共识得到尊重。若出现“咸猪手”行为，或是导演突然要求加大尺度，协调员能够当场干涉；他们也会准备护膝、遮掩私密部位的保护道具等。对处于弱势地位—通常是女性—演员来说，这岗位能带来心理安慰。

“我们并不是‘性爱警察’（sex police）。有些导演认为我们会拒绝裸戏，但那并不是我们的工作。” Pace解释，亲密行为协调员的价值在于“权力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wer），让导演给予演员发言权，也让演员学会如何清楚表达诉求。

由此可见，尽管男女差别化、物化女性的风气在全球影视圈实非罕见，但#MeToo运动的确在一点一滴改变荷里活的种种陋习，背后反映了性别平权意识的新一代从业者的共同声音。

冷待包容条款　行规难以逆转

经历反性侵运动洗礼，荷里活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例如HBO在2018年出台规定，若旗下影片及电视剧含有露骨场景，剧组必须聘请一位亲密行为协调员。这一举措得到Netflix、Amazon、Apple等公司接纳及跟随，“美国演员工会－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SAG-AFTRA）也推出相关指导方针。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如今影视业约有50人从事这个新兴职业，当中大部份在英美。

那些期待行规改变的业内人士，深知女权受重视的时刻来之不易，人人也希望把握#MeToo窗口。美国女演员法兰丝麦杜雯（Frances McDormand）凭借《广告牌杀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夺下2018年奥斯卡影后，当时她身穿金色华服领奖，在台上大赞在荷里活拼搏的女人们，末了带出意义不明的结语：“今晚我有四个字留给你们：包容条款（inclusion rider）”。

无数观众通过她的一席话，初次听说这个影视业术语：演员在接戏签合同时，可要求加入包容条款，它规定剧组中（包括演员及制作人员）女性、少数族裔、性小众人士等需占一定比例，以真实反映现实世界。至于具体比例则取决于各方意愿，也不一定强制要求达成，但一个不变宗旨在于保证多样性，给“弱势群体”更多活跃在台前幕后的机会。

其时荷里活正因性侵丑闻而元气大伤，早在2016年出现的“包容条款”似乎指向一条保障女性权益的康庄大道，霎时间得到不少业内人士声援。然而，与亲密行为协调员不同，这一新行规很快遭到更多质疑与反感，常常陷入“得个讲字”的尴尬境地。《纽约时报》去年6月报道指，公开表示签订包容条款的制片团队寥寥无几，连法兰丝麦杜雯本人也承认从未使用此条款。

“我总是听到别人说：‘我们只想找最好的人（合作），所以不能（用包容条款）。’仿佛支持这个条款是一种妥协。”美国导演兼演员保罗菲（Paul Feig）接受《洛杉矶时报》访问时无奈道。他的制片公司自去年起，规定所有作品将附注包容条款。但这样的从业者实属少数，不少人担忧可能限制用人及创作自由，造成另一种不公平；也有人指出条款具体内容常常模糊不清，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荷里活女权还能走多远？

2月底在纽约法庭，即将审理韦恩斯坦性侵案的法官曾告诫陪审员：“这场裁判不是针对#MeToo运动、性骚扰、女性权益的公投。”然而，不得不承认，韦恩斯坦被判罪成后上述词汇再度回到公众视野，这也许正是荷里活当今所需要正视的。

回首#MeToo运动爆发后的两三年间，改变不可不谓显著：一众隐藏多年的性侵惯犯或变阶下囚、或名誉事业尽毁，大多数人无法再登上荧幕；业界涌现数个进行反性侵教育、为幸存者提供支援的组织，例如“Time’s Up”获得数百万美元捐款，得到不少大牌影星背书；性侵之外，男女薪酬差异、奥斯卡等电影节上女性获奖比例低，种种延伸议题也炒起话题，连企业职场上男女关系的道德标准也有所改变。

就如今年2月奥斯卡颁奖礼上，当红影星妮坦莉宝雯（Natalie Portman）身穿特制长裙，以金线绣上一众未能入围的优秀女导演名字，令人联想起她2018年曾站在奥斯卡舞台上出言嘲讽：“以下是所有被提名的男性候选人。”（Here are the all male nominees）此类女权宣言频频在社交网络引发热议，也令#MeToo一词不断回到公众视野。

一场#MeToo行动　尚未打破桎梏

但这些喧嚣往往出自少数著名影星的个人行为，涉及行规改变（就如包容条款）的计划和倡议，往往在公布后便不了了之。美国经济学教授Roberto Pedace曾统计1984至2018年荷里活影星的薪资，发现女性比男性低45%，比美国全部行业男女薪资差距更大。对于荷里活女性来说，诸如此类体系结构上的桎梏，还远远未能被一场#MeToo行动打破。

去年10月，适逢#MeToo两周年，路透社采访一众荷里活影星，不少人的回答也透露出“革命尚未成功”之意。曾出演DC电影《自杀特工：超能暴队》（Suicide Squad）的年轻女星卡拉迪乐芬妮（Cara Delevingne）表示：“与许多‘#’运动一样，问题在于当你使用这个符号之后，人们便认为事情已经得到解决……没有什么真正改变了，因为#MeToo运动仍在进行中。”

上文转载自第21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0日）, 原题《后#MeToo时代　荷里活女性更自由了吗？》。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