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老屈德川家康

撰文：胡贞山
不知何故，近期不少香港的文人墨客，都喜欢拿日本历史“借古讽今”，或者借题发挥。可惜，他们往往不作深究，乃至不求甚解，为了“讽今”生搬硬套，使人扼腕。

以香港作家郑立为例，近日他在台湾《鸣人堂》撰文，题为《人为何工作？从德川家康看经济动力》，以德川幕府创立人德川家康的“名言”借题发挥，便是错漏百出，使人忍俊不禁。郑立自称“历史学家”，但他在引用德川家康的所谓“名言”之前，却不查证家康公有否说过此话。

他声称德川家康曾说：“要统治农民，要让他们吃不饱也饿不死”，其实出自高野常道（1729-1815）的《升平夜话》，《东照宫御遗训》及《落穗集》亦有类似的记录。然而，这些文献出世之时，家康公已去世后多年，不能也无法证明德川家康曾有此言，可能是后世之人假借家康公之名，抒发自己的思想，或者只是辑绿一些民间流传的典故。

比《升平夜话》更早的文献纪载，则出自《本佐录》，同样是他人手笔，难以引证家康公曾出此言。另一方面，《本佐录》的原话是“百姓は财の余らぬ様に、不足なき様に治むること道なり”，译成中文是“让百姓既没有余财，又没有（食粮）不足的问题，这才是治民之道”。郑立那句“吃不饱也饿不死”，似乎是硬生生将两番说话的意思合而为一。

先撇开译法，乃至家康公是否说过此事不论，郑立为了借题发挥，在解读这句说话之时，根本没有查考当时的时代思想背景。以郑氏解读“饿不死”(“死ぬ様に”)为例，显然忘记了那话是写给封“建”领主看的治民心得。对于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如何有效地通过农民百姓收夺贡税的同时，又不至于无以为继，农村崩溃，所以要让百姓“死ぬ様に”啊！这是一个关乎统治稳定的课题，跟什么“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又有什么关系呢？

况且，郑氏可能不太知道，江户时代的日本农民现在动辄自杀轻生的日人港人不同，假若他们生活难以为继的话，是会闹出“百姓一揆”的。虽然当时的农民，深知自己难以改变“一生为民”的命运，但是为了活下去，则是敢于跟领主拼命。因此，那句“名言”才要警惕领主慎防农民因饥荒而造反，跟港人没有上流或上楼希望，便可能变得消极怠惰，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啊。

至于“吃不饱”，原句只说“不让百姓活的好”（“生ぬ様に”)，而不是直接说吃不饱。与此同时，郑立为了借“名言”谈香港经济，再次无视当时的历史背景。需知道，当时日本刚从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恢复过来，百姓本能上早已为了保命求存，尽可能让自己及所在的村落逃过战乱。因此，“对”领主撒谎虚报田产的情况十分普遍，百姓也一直跟领主斗智斗勇。

到了恢复和平的江户时代，斗智斗勇的角力也并未停止，遇到贪婪的领主时，百姓便会起事抗争。反过来说，站在领主角度，则希望把百姓的余产收走自肥，或者用在藩国的财政上。毕竟，农业是江户时代日本的经济支柱，领主旗下的武士，都是靠著百姓的田贡养起来。

正是由于郑立无视当时的历史背景，他的所谓经济伟论，其实只是引用了一句德川家康的“名言”，甚至不知他有否说过的话，然后自说自话，再老屈到家康公头上。什么“贫富悬殊会有害经济”，江户时代奉行等级制度，又何止是贫富悬殊啊？什么“太穷的人会退而取援助金甚至行乞”，江户时代的日本，普遍民众生活并不丰裕，若农民不努力种田，乞能乞到什么啊？还社会援助金，当时日本有现代香港的福利制度嘛？

最使人感到懊恼的地方，是郑立此文背后的批评点略嫌有误。究竟香港人工作是为了买楼吗？楼的有无决定了人的欲望吗？如笔者早前在其他地方提到，香港人的消费意欲并没有因为楼价高昂而受到影响，游日、韩，泰、台、澳的团日日出发，证明人们工作的原因，活下去的希望，并不只建基在能否发达，买不买到楼，也不是发奋的原动力。正因为香港社会现时崇尚物质生活，消费意欲不因楼市而减退，社会上追求名车、名牌、食好西、出外旅游之人，遍地皆是。这证明香港人即使苦于高楼价，无法克服“有瓦遮头”=置业买楼的迷思，但香港人仍然有其他的生活追求。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觉得努力打工为供楼，才算奋发向上的话，这样的社会不是人没有欲望，而是社会已成病态物质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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