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好日子》班底：婚嫁习俗面前，人人跪低？
讲起时装设计师，即使行外人都总能念出好几个名字，可是“舞台设计师”你又知多少？入行十多年的邵伟敏，最近参与了由郑国伟编剧的舞台剧《好日子》，她笑言多亏这出剧，令近年专注场景设计的她有机会重拾造衣乐趣，纵然实时剧情的戏服往往不多，是次仅有四套。《一物》专访了邵伟敏和郑国伟，对谈《好日子》的创作概念以及探讨女权和婚姻议题。
摄影：Michelle Wong
《好日子》讲述妹妹出嫁前夕，与姐姐、妈妈在闰房里互诉心底话，最终三人却爆出惊人的秘密。擅长映射当代荒诞家庭的编剧郑国伟，今次再续其“暴裂家庭”三部曲（先前《最后晩餐》、《最后作孽》作品）：女人出阁前心情偏偏不似预期，没有快乐告别单身的场面，却是一场口角的引子。郑国伟认为这不是演出来的戏剧，而是现实到不行的写照。
既然是刻划伦常家庭，服装构思又是否相对简单？负责戏服的邵伟敏说道：“生活化的剧本，当然要配上不离地的服饰，今次三母女的装扮或许与你妈妈、姊妹无异，就是代表了香港典型小康的老中青。”而饰演母亲的演员文瑞兴，其角色设定最为立体，造型灵感来自彩云邨的师奶，是邵伟敏小时候成长地方，“戏服不是追求‘靓’，而是呈现角色的品位，母亲一角尽显尖酸刻薄的性格，不是有钱人那种白鸽眼，大概是粉饰太平的屋苑师奶，我就要为她塑造bad taste形象。”
单论各单位的合作模式，舞台剧和电影乃大相迳庭，舞台剧里每个参与者都是设计师，在各自岗位都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并给予彼此最大的尊重。相对而言，电影就无这支歌仔唱，几乎由导演主导，一人独大。郑国伟虽为整套剧的“始作俑者”，笑说自己却是最后一个看戏服的那个人：“我不会在剧本上注明服饰，免得设计师不满吧，哈哈……很享受大家协力实现虚构角色，剧本本来只是一叠白纸黑字，经大家第三、第四重创作，就变成充满立体感的现实人物。”
《好日子》里，无论衣服或场景，都跟设计师邵伟敏算上帐，她直言这是两码子的设计：“设计戏服时要‘乖’一点，不能脱离剧本的年代设定，‘服侍’角色为首要任务。同一件衣服放在不同人身上，已有截然不同的气质，围读时就对演员产生第一感觉。”至于场景则可有天马行空的处理，可以超现实的艺术手法向观众呈现，但必须具备起景绘图、器械装置等技术，当中更有数之不尽的潜在规则。
结婚触发了《好日子》的剧情，明明该是人生一大喜事，现代人却反复思量婚姻：活在父权社会底下，究竟婚姻意义何在？标签正値适婚年龄尚独身的为剩女（却没有剩男一词）、嫌“女人四十烂茶渣”一话老套但已成根深蒂固的观念、卖女般的过大礼、送上椰子祝你成为生仔机器、怀胎十月诞下子女要跟父亲姓……尽管有说港女很强势，但不少女强人还是要屈服于上述习以为常的礼教，认同女性还是处于相较卑微的社会位置。难道婚嫁习俗面前，人人跪低？
强烈批判婚嫁制度的郑国伟，他说尤其欣赏云南少数民族尚存的“走婚”：“一个没有结婚亦没有离婚的制度，适婚女性（称阿注）会找男性（称阿夏）播种，诞下的小孩归母家，由母亲独力养大，父亲则离开且不属于家庭。”当女性不再依附男性，家族里以婆婆为大，听起来荒唐至极，郑国伟却形容是无懈可解的体制：“即使作为一个男性，还是时刻渴望活在母亲的庇荫下吧。”邵伟敏认为男女生理结构已大不同，本质上根本永远无法达至绝对的平等，而抱着尊重心态是王道：“大氛围下，女性惭擡头是不争的事实，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例子屡见不鲜，但其他人说三道四就反映社会的平等意识依然薄弱，缺乏一份尊重。”
编写出一出荒诞的舞台剧，最后还得问问郑国伟，遇过最荒诞的婚姻是怎样？他回答：“哭着向一个素未谋面的神父信誓旦旦的许下承诺，眼涙究竟源自感动，还是害怕日后反悔？这就是一种现代人的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