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抹去的渔民越洋故事 学者寻访住家艇填补“空白的历史”

撰文: 李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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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渔护署的数据,现时香港约有5, 050艘渔船,大约10, 500个本地渔民在渔船上工作。渔民子弟吴家文说,政府研究里面通常只有数字,没有人。
渔业历史研究者罗家辉在今年初联络上香港仔渔民子弟吴家文,一起寻访老渔民,邀请他们亲笔写下航海经历。“做渔业历史,一定要有渔民声音。你看看渔农署的报告或其他学者的研究会有疑问––当渔民离开香港水域,他们到哪去开发呢?渔民声音,是一片空白。”

(渔民故事之二,请参阅渔民故事之一:无惧东海十号波、刺网技术系一哥 缅怀香港渔业风光史

翻开由研究者、渔民和插画师共同撰写的《做海做鱼--康港渔业的故事》,真的从“做海”讲到“做鱼”。“做海篇”梳理了香港渔业从50年代起步、70年代奠基,及至90年代至今转型及升级,逐步展示了不同年代的渔民故事,以及吴家文亲笔书写的捕鱼回忆录。“做鱼篇”则分门别类介绍了香港不同水域的鱼类,像码头有白饭鱼、河口有马友、近海有泥斑、深海有马头、酒楼卖最贵的苏眉星斑则是离岸珊瑚鱼,其中穿插插画师尤炳轩的精细鱼类画作。

罗家辉(左)与吴家文(右)因今次出书计划而变成好友。(黄宝莹摄)

80年代当香港人大鱼大肉  渔民却远航偏远海域“玩命”

为了寻访渔民第一人称的故事,罗、吴二人和香港大学生在年初开始,隔几星期便拜访渔民。像烧鱼炮的罟仔渔民郑带胜、在印尼捕鱼逃脱水师船子弹的排钓渔民陈带,统统都是精英渔民。

“家文表哥阿权有一次在住家艇讲他到东沙、西沙潜水捉苏眉星斑,落水捉鱼饵时被鲨鱼捷足先登吃光鱼饵,阿权拿起石头就往鲨鱼头上打。学生和我都觉得好刺激,夜晚气氛好高昂。”同学问渔民,他们当年不过14、5岁,潜水百几呎,屋企人不担心吗?“渔民只是淡淡答道,水上人就系咁架啦。这就是渔民的1980年代。”

罗家辉说,1980年代尾是香港过渡期,经济发展最快,人人大鱼大肉。同时却有一班渔民早已远航去东沙、西沙,一些香港人较少听到的地方去开发渔业,以一种原始、又“玩命”的心态,同时又无比享受,并认同这是渔民文化传统一部分。

渔民们在船上靠海吃海,以鱼为主食,有时煲粥。(李慧筠摄)

渔民声音缺失  文献无法传达海上艰难

罗家辉认为过往渔业研究缺少渔民的声音,即便是口述历史,也经过发问者的角度调整,失去了渔民的想法和他们认为重要的渔民生活片段。历史学者总会到图书馆、档案馆,消化文字资料后整理,但他认为可以再走多一步:“看文献、数据、问卷,唔到肉。你要知道渔民到什么地方开发、捉什么鱼,整个过程要不停跟他倾谈,甚至跟他们学㓥鱼、饮食文化。”

“你睇渔农自然护理署写报告或其他学者的书,会发现有一部分空白了:渔民离开香港,去哪里开发了?水上人传统生活环境就是随水飘泊,他们的角度、世界观,以及出海的实际困难,好难从文献中想像得到。”

吴家文说:“冬天时候,火水炉上一只不锈钢碟,放上几条猫鱼,白饭拌鱼最滋味。”(黄宝莹摄)

以往渔民多离港捕鱼   今天只剩少数精英继续

尤甚的是,香港水域其实不算广阔,不少渔民会离开香港捕鱼,但本地渔农署跟进渔民情况时,并不会随同离开香港水域。例如海南岛是香港渔业发展的关键地方,任何网艇、钓艇、吓艇(延绳钓)、甚至拖黄花都在海南附近作业,香港渔民做大生意,绝大部分都不在香港水域之内。

罗家辉说:“渔业政策部门会上船,跟进渔民情况,但当渔民离开香港水域,他们就不会再跟下去。然而香港渔民正是远赴越南、海南岛开发,这造成渔业历史中有一个断片,没有了记录。”台湾则有海岸巡防署管理远洋台湾渔船,会派职员跟随渔民出海一年,量度及记录鱼获,或做标本、或做实验,全程考察并撰写航海日志。

渔民经历最辉煌的80年代,及至今天,渔业渐渐式微。 罗家辉指现在渔业趋两极化发展,近岸多人办休闲渔业,载客钓鱼;另边厢做大生意的渔民,则通常一年有8个月在海南三亚捕捞,但他补充:“那些几乎都是剩下的渔业精英了。”

现在仍有少数渔民会远征,捕捉较昂贵的珊瑚鱼。(黄宝莹摄)

没有主权   没有政策 渔业风光不再

渔业为什么会走下坡?罗家辉认为与香港没有系统的本地渔业政策有关:“香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由于长期是殖民地,可控制的海区只不过一千几平方公里,香港水域以外就是大陆水域。无主权,好难发展渔业政策,订明近岸、远洋如何发展,所以并未有一套系统的渔业政策规划。只是近10年,才可以讲远洋、网铁船和禁止拖网等立法。”

渔农署早期也有几种贷款,同时在渔业机械化时向渔民推广相关技术,在转型上有一定功劳,但罗家辉说:“相对周边国家来说,香港政府对渔民的扶持较少。”现时在南沙、印尼、海南作业的渔船多为大陆渔民,因为他们有较多国家补贴,如农业部每只船都有燃油补贴,罗指一艘过千匹马力渔船随时年取几十万元。

网对于渔民来说是宝,有时要远赴大陆造新网。(黄宝莹摄)

补贴不足 香港渔民领大陆补贴 鱼卖大陆

吴家文说,现时中国政府为渔船提供补助,香港渔民可领取半数金额,加上不少大陆渔业企业提供制造铁船的资助,但条件是把鱼获卖给大陆市场,部分香港渔民遂到中国领取补助,亦顺理成章在中国卖鱼。“你会发觉街市愈来愈少鱼拣,香港人只能食贵鱼。有句说话好讽刺,政府常挂口唇边说香港由渔港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现在他们似乎正抹杀这个行业。”

2013年,政府禁止渔民在本港水域拖网捕鱼,鱼获大减,当年海鱼价格半年内升了一成至五成不等。港珠澳大桥工程造成噪音及污染,影响了大屿山以北的鱼量,亦为渔民所垢病。政策之外,罗家辉亦提到过往渔民在不经意间的过度捕捞,以及社会转型如9年免费教育令渔民子弟有更多选择,均使渔业慢慢式微。

“因为接触渔民,我终于学会游泳了,也喜欢上浮潜、㓥鱼、养鱼。”跟渔民的接触改变了罗家辉的生命,他希望由自己亲身接触渔民,再撰写渔业历史,这一趟历史的补足将会继续:“海事条例中渔船不可载客,尤其离开香港水域有入境及安全问题,不容易的。有机会的话,我好希望可以跟渔民飘吓,跟他们出海。”

(渔民故事之二,请参阅渔民故事之一:无惧东海十号波、刺网技术系一哥 缅怀香港渔业风光史

罗家辉跟渔民学㓥鱼,手势熟练了不少。(黄宝莹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