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乌干达选手“另类追梦” 揭在日难民的尴尬处境

撰文: 罗保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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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名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乌干达运动员于7月16日早上离开日本大阪府泉佐野市的宿舍后失踪,一度下落不明,而在他入住的地方则留下写有“乌干达生活艰苦,希望留在日本工作”的字条。据警方最新消息,他们已在三重县找到这名选手,现正询问他失踪的具体细节。
事件引发外界再度关注日本的难民问题,除了出名严格、成功率极低的难民审批外,究竟当地主要接收来自哪里的难民、日本难民人数和他们的处境又是如何?

现年20岁的乌干达举重选手Julius Ssekitoleko在抵日后,因最终无法取得东奥的参赛资格,原定于7月20日返国,但留言后失踪。据日媒报道,警方发现他曾在名古屋车站出现,一度未能掌握其去向。

类似事件不久之前也曾发生,今年2月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后,当地示威及镇压不断。缅甸足球队于5月赴日比赛期间,守门员Pyae Lyan Aung在比赛结束后未有随队回国,而是留日寻求庇护,并已于6月22日提交难民申请。日媒报道指他在5月28日参与世界杯足球赛第二次亚洲预赛,于演奏国歌期间高举象征反军事政变的三指手势。

Julius Ssekitoleko表示在乌干达的生活艰苦,想在日本工作。(Getty)

自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以来,当地局势动荡不安。日本法务省5月时宣布,将特别延长日本工作的缅甸侨民签证。据知,日本当局于本月2日已向Pyae Lyan Aung发出6个月的紧急签证,容许其于日本当地工作及居留半年。同时,这位缅甸门将亦获得日本第三级联赛J3球会YSCC横滨的邀请,可参与该队的训练。

去年仅0.4%人获批 远逊G7

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政治动荡、经济不景、治安欠佳等因素都促使他们渴望前往一个较安全和理想的环境生活,而经济发展成熟、政局稳定且治安良好的日本便成为他们理想的目的地之一。然而,日本一向以来仅有极低的难民获批率。据联合国难民署数字,日本去年获批的难民人数只有47人,比率为0.4%,远较其他七大工业国(G7)为低,如加拿大有55.7%、英国则有46.2%、美国也有29.6%。

日本近年成为国际难民的目的地之一,惟当地每年只有极低的获批率。(Getty)

难民资格审核制度苛刻

在疫情下,申请成为日本难民的人数亦下跌六成,去年只有3,936名外国人申请,而前一年则有10,375人。这批日本难民申请者来自全球67个国家,当中主要来自土耳其(836人,较前一年下跌37.2%)、尼泊尔(466人、较前一年下跌62.9%)、柬埔寨(414人、较前一年下跌68.7%)、斯里兰卡(370人、较前一年下跌75.8%)和巴基斯坦(326人、较前一年下跌66.4%)。

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数字,每年约有1万名外国人因收到离境令后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过去数年获特别许可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则一直维持在1,000至2,000人之间。

日本中央大学国际人权法北村泰三教授指出,这是因为日本的审核制度过分严苛所致。日本要求申请者不能单靠个人口述,必须客观地充分证明,自己回国后会遭受生命危险。而且在申请时,申请人必须把证据全部翻译成日语,大大增加申请者的负担。此外,申请人在与难民调查官会面时,不被允许律师陪同,过程亦多数草草完结。北村教授认为,日本必须修改制度让律师能够同场给予协助。

日本政府正推动一项修法,希望能更容易遣返难民。(Getty)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正推动一项修宪希望能更容易遣返难民,被外界质疑的地方,包括只要第3度申请难民认定(最多以两次为限),日本政府就可以强制遣返,及拒绝被遣返者将被问罪等,但今年3月一名斯里兰卡女性在被收容期间死亡,引发民间对修法反弹,不仅让修法延后表决,也突显了日本难民的悲惨现状。

廿多年也无法走出的难民困境

今年1月,42岁喀麦隆女子Relindis Mai Ekei在申请难民身份期间,因乳癌复发并扩散开去而于东京医院病逝,死后3小时却讽刺地获得当局批准难身份,引起当地社会不少回响。

土耳其库尔德人是近代最早成为日本难民的一批,图为当地难民在东京公园内聚会。(Getty)

在日本近代的难民历史中,土耳其库尔德人算是较早的一批。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他们便开始前往日本寻求庇护,当时土耳其政府正在镇压库尔德武装分子的叛乱。由于土耳其公民不需要签证就能到日本旅行,故成为理想的“庇护目的地”。后来,这批人的家人和亲友亦相继追随他们而来,大多于琦玉县川口和蕨市附近定居下来,被当地人称为“蕨斯坦”(Warabistan),约有3000多名库尔德人定居当地。

经过20多年时间,这批为逃离国家暴力冲突而搬到日本的难民,今天处境依然不甚理想,大多过着不安定的生活。这多少还反映许多在日难民的真实境况。

20多年过去,新一代库尔德难民在日本的生活仍不安定。(Getty)

23岁的库尔德青年Ramazan住在川口市,9岁时他父母便带他以旅游名义来到日本会合亲友,故他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亦很快适应当地的生活。这些年来他都在日本当地的学校就读,并于最近从职业培训院校中取得汽车维修员资格。他虽然渴望工作,惟由于没有合法身份,故他的学历派不上用场,一直靠做黑工维生。

虽然他的家人至今不断申请难民资格,惟均不获日本当局批准。在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下,他们无法合法工作、参与国民医疗计划,甚至不可以离开琦玉县。因此,他们连患病也得在家中挨过去,并在日常生活上偶然需要拥有合法居留资格的亲戚帮忙。

绝大部份未能取得合法难民身份的外国人,难以在日本工作、就医,甚至过正常生活。(Getty)

岛国心态 能向外劳、难民敞开大门?

如今,在这位库尔德青年眼前的并非什么光明前路,而是很可能遭拘押在遣送中心。目前,日本多个遣送中心拘押近1,300名外国人,一半以上的人拘押期超过6个月,部份甚至被关押5年以上。中心的环境比普通监狱更形恶劣,既无放风时、没有就业可能、只有有限探视、医疗条件差、任意拘留和释放等。当局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强制遣返出国,多年来有被囚人士因绝望或非人道待遇而失去宝贵生命。

2015年以后,世界上选择前往日本寻求庇护的人更多,加上疫情下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更见恶劣,或加剧日本的难民接收压力。虽说日本近年因应少子化及人口下降而探讨引入外劳的可能,期盼提振当地经济。惟当地强调民族同质性,长期以来抵制外来者的文化,相信难以一时三刻内改变,政策上更是如此,难民的东灜追梦之路恐仍崎岖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