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安理会不当介入　北京藉缅甸问题展示国际秩序新主张

到4月3日，中国外长王毅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国外长的分别会晤终于告一段落。王毅和新加坡的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马来西亚的希沙穆丁（Hishammuddin Hussein）、印尼的蕾特诺（Retno Marsudi）以及菲律宾的洛钦（Teodoro Lochen）谈及了双边话题以及缅甸问题，在与洛钦的对话中，王毅对缅甸问题做了一个总结发言。

在这段被总结为“三个支持”、“三个避免”的发言中。王毅支持缅各方通过对话寻找政治解决分歧，支持“以东盟方式鼓励并建设性参与”缅内部和解进程，支持“尽快举行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在东盟框架内解决问题。同时希望避免缅甸继续流血，避免联合国安理会不当介入，同时避免外部势力推波助澜。

北京谈及“联合国安理会不当介入”的态度是极不多见的，以及对东盟大国“以东盟方式鼓励并建设性参与”缅甸问题的期许都很突出。这种方案，似乎正在成为中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某种新见解。而后者似乎更已作为前者的补充方案。

就“安理会不当介入”这一提法而言，它可能颠覆了外界对于联合国维持国际秩序、主持正义的想象。但这也是现实，一旦有大国卷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干预机制就成了“不当介入”。大国的推波助澜在其中扮演了更恶劣的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1993年后的卢旺达维和行动与此后的民族仇杀事件。

进入21世纪后，安理会对区域问题介入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有增无减，譬如联合国安理会于2003年通过的有关伊拉克问题的1441号决议就因为宣布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all necessary means）的内文条款，触发了同年的伊拉克战争；安理会1973号决议也因为类似内容，引发了北约联军推翻前政权的利比亚内战。

很显然，二十多年的国际斗争让北京对于“安理会决议”的影响有了实际观感。但西方世界设置禁飞区，灭亡、分裂一个国家的实际例子仅在21世纪就有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伊拉克和利比亚三国。它意味着只要有介入，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北京反对介入的态度也由此凸显。

就缅甸而言，该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它暂时不太可能遭遇欧、美大国的直接干预。更不用说美国在缅甸的实际利益也不足以采取行动。

根据中国商务部、缅甸海关、缅甸中央统计局等信息显示，缅甸与邻国的贸易占缅甸外贸总额的90%。位居前其5位的贸易伙伴依次为中国、泰国、新加坡、日本和印度，其与东盟的进出口总额占其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新加坡、日本已在3月表态不会制裁缅甸经济，泰国、印度还派员参加了3月27日的缅甸建军节阅兵。这使得拜登（Joe Biden）当局虽然号称“冻结缅甸10亿美元资产”，但这已经是美国应对缅甸最突出的手段了。

但是，缅甸周边的传统问题仍然存在，它们仍有可能上升到国际干预的层面。

首先，该国自1948年以来的少数民族武装（民地武）和缅军的对立仍在继续，缅甸内战甚至因此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内战；其次，泰缅边境和印缅边境因战乱而来的难民，比如罗兴亚人问题仍有可能在联合国造成反响。这意味着缅甸当下准内战的局面仍存在安理会介入的风险。

因此，即便缅甸问题的发展不太可能吸引到美国等大国的注意力，但考虑到缅甸风波的预后，北京仍要做些准备。在这个时候，将缅甸问题引回东盟机制重新调整就成了一种可行选项。相对于已经在美国面前有点自信的中国来说，北京便需要帮助其身边的邻居在合适的时候拿出点勇气。来自王毅的发言在当下就多少有这种作用，进而让这个有几十年历史的区域组织体现其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