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两党均向大企业倾斜　“1%社会”是怎样炼成的？

美国每次选举，都有政客打着争取平等、追求公义的旗号，但是为何数十年来，这些问题都未能解决，甚至日益恶化呢？原来问题源头，和政党政治有密切关系，政客随时有贼喊捉贼之嫌。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国家经济增长，大部分来自90％平均财富较少的家庭。事实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末，美国社会低下层和中层的入增长都较高层稍快。2009年，经济学家皮克提（Thomas Piketty）和赛斯（Emmanuel Saez）经过数十年探索税收数据后发现，1950年至1980年，90％低层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已经增长，由1.77万增至3.09万美元；而这一数字到了2008年，又再增长了75％。

富有人口掌控近半美国人

自1980年以来，经济持续出现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但大部分利益都已转移到最富有的那一群人。这些年来，工人的生产力不断进步，但他们却得不到自己有份创造的财富，甚至有人愈收愈少。70年代末期，最富有的1％美国人口，可得到美国总收入的9％，并掌控了全国19％财富。直至2007年，那1%的人口所得增加至占全国总收入的23％，而他们所控制的财富已占全国的35％。这都是2007至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的数字而已，随后的经济衰退，虽然每一个人都受到打击，但美国财富排名榜头10％的人，现在竟然持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全国总财富了。

为何私人财富可以通过社会不公义私相授受？难道……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有些问题令贫穷和不平等能合理地存在？

这境况已算恶劣吗？低处未算低。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新研究表明，2000年至2014年之间，几乎全国所有地方的中产阶层份额都在缩小。10个大都会地区中，有9个都呈现中产阶层居民下降的现象，遑论全美国超过4,5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了。此外，2009年至2013年间，收入最多的前1％人口，占据了所有收入增长的85％。即使美国经济在2015年进一步好转，但一半以上的收入增长仍然归于1%的富有人口；在2013年，他们更掌控了近半数美国人所拥有的股票和互惠基金资产。

诚然，只要一个国家各阶层能够平均分配其余的国家收入和所得，财富稍为集中于某一阶层仍不是大问题，但显然美国并非如此。

约10年前，有社会学家发表了一份有关美国发展机会的报告，指出最理想的“美国模式”是所有孩子“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都应有大致公平的机会达致成功”，这也许是美国上几代人口中的“美国梦”的定义。在差不多同一年，经济学家马德里克（Jeffrey Madrick）写道， 80年代的经济学家认为，只有20%美国人的未来财富取决于父亲的财富，但在2007年，有60%美国人的未来财富是建基于父辈的财富水平。

这说明了什么？美国中下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不断萎缩，“成功需父干”这情况，无论在香港还是在美国，都是一样的社会现象。

这种“为什么我苦学勤奋后仍然得不到成功机会？”的人类社会老问题，英国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艾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经以“直线抽击”的态度质问西方社会。他写道：“为何西方资本主义累积了远超人类历史所能计算的一切资源，却无力对抗世界上贫穷、饥荒、剥削和不平等……为何私人财富可以通过社会不公义私相授受？难道……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有些问题令贫穷和不平等能合理地存在？”

两党政治取向均照顾大企业利益

对美国而言，艾格尔顿那些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资本主义在大时代里不断制造赢家和输家。赢家就是用他们的财富来获得政治权力，当中往往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来实现。通过这种方式，政客每一个选择的影响力将会放得更大，更影响着每一个低下阶层。

现时美国是两党政治，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双方都明显作出了迎合富有者及其利益的抉择，以取得富豪们心目中那条底线──如何既支持通过国家的政策，又同时满足他们的利益（通常政策会有漏洞、补贴、减税、放松管制让富豪得益）。无论哪一党掌权，很大程度上是在照顾大企业的利益。

美国著名社会运动家莫耶斯（Bill Moyers）在今年5月时，曾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同场出席一所美国大学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他其后在TomDispatch网站上撰文，直斥奥巴马对学生否认美国政治是被政党和富豪合谋操控，是无视现实的行为。

53%业主担心无力供楼

近月有调查指，不同种族、阶层、年龄、性别和党派的受访者中，71%相信美国经济有被非法操控的现象。他们不断努力地工作赚取更多财政上的安全感，但事与愿违。

25%受访者过去5年来没有放过大假； 71%的人害怕突如其来的医疗开支；53%有楼人士担心无力缴交供款；亦有60%租楼人士担心下月无钱交租。这情况反映美国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正生活在边缘之上，而美国仍然未能应对“如何能在劳动力不足情况下支持商品及服务业继续蓬勃发展”这条问题。

为何美国政治会演化至此，令贫富差距日益严重，但民众仍无力阻挡呢？在70年代，大企业已开始联合起来对付国会，政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更将泛滥的美元输入政治世界。基金会、企业和富豪向很多研究智库提供资金，研究后会写出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相近的报告。

为了帮助掩饰富豪的经济抢劫，有财有势的人士会将这些不道德行径扭曲为意识形态，此后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被招揽和资助，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变成像宗教信仰般吸引一众信徒。

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被塑造成信仰的奇迹，华尔街更成为了闪闪发亮的新应许之地。这一切都在过去数十年蒙蔽了美国人的眼睛，令贫富差距合理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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