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深度|与曾钰成对话——中央“突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撰文: 黄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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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23条立法问题缠绕多年悬而未决,刚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突然宣布审议授权人大常委亲自制订“港版国安法”的草案,为本来就不平静的香港投下一枚“超级震撼弹”。不少人霎时间惊慌失措,有的筹划移民,有的抛售股票,有的担心无法悼六四,有的忧虑上网要翻墙……连见惯风浪的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接受《香港01》专访时也形容,中央之举实在“出乎意料”,因为他日前才公开分析推论,中央不可能特意制订一条专门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再通过《基本法》第18条纳入“附件三”而直接在港实施。

《草案》出乎意料,但非不能理解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港区人大陈曼琪已预告将提案中央亲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再根据《基本法》第18条纳入“附件三”,直接在港实施而无须本地立法。不过,曾钰成在《灼见名家》开咪分析,中央出手前必先解释三大问题——“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防外交”还是“特区自治”事务;专为香港而设的《国安法》,是否“全国性法律”;即使纳入“附件三”,是否就能与“普通法”相适应——否则根本行不通。

事隔两天,《香港01》于5月21日独家报道,全国人大会议或将决议为香港度身定做“港版国安法”;当晚官方公布有关议程为名“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真的出乎意料。之前也从没听过中央有如此想法。”自2016年卸任立法会主席并淡出民建联核心、专注香港政策研究工作的曾钰成坦言,虽对中央之举感到相当意外,但并非不能理解。仔细阅读《草案》及《草案说明》过后,他对自己提出的三大问题有些新的看法。

全国人大会议为香港度身定做“港版国安法”,有关议程为名“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路透社)

首先,他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并不只是“特区自治”事务,也不可能全由特区政府负责,当初中央给予香港责任“自行立法”,而非授权香港“自行管理”,正如《基本法》的条文分布,前者属于第二章“中央和特区关系”,有别于第五至七章提及的自行管理事务;其次,他认同内地宪法学者所言,“全国性法律”的判断标准在于“制订机构”而非“地域空间”,凡属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就是“全国性法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最后,他相信负责制订“港版国安法”的人大常委一定会征询香港专家意见,甚至邀请他们参与立法工作,方能确保法律内容符合普通法要求,让香港法院能够处理。

有人嘴巴喊“光复”,实际心里想“港独”

“中央为何出手?最根本的问题,是目前有没有‘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实,这番话去年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过,但很多人以为是说说而已。不过,从过去大半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不能够不承认,香港已经出现一些挑战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安全、冲击一国两制的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问题是,我们没有遏止的法律和机制,导致局面相当严峻。”曾钰成所言,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王晨昨早说明《草案》时类近——《基本法》第23条立法问题遭反中乱港及外部势力极力干预,一直被严重污名化、妖魔化,特区已经很难就此自行立法,甚至可能长期搁置,造成维护国家安全的“短板”;而去年爆发“反修例风波”后,反动势力公然鼓吹“港独”、“自决”,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令香港的国安风险日益突显,必须从国家层面出手,针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活动等四大罪行进行立法。

曾钰成指出,“他们嘴巴喊著‘时代革命,光复香港’,表面上辩称不是港独,暗地里又说两者没有分别。”(资料图片/卢翊铭摄)

然而,不少参与反修例活动的市民或会认为,去年只是不满特区政府强推修例而非立心“颠覆国家政权”、“破坏一国两制”,因而埋怨中央“乱扣港人帽子”、“借故整顿香港”。

“有些人‘觉得与否’是一回事,我们要看事实。那四大罪行为何首要针对‘分裂国家’?因为‘港独’愈来愈嚣张,新冠肺炎疫情一退,他们就开始集会,唱唱歌也就算了,还到处高呼‘香港独立,唯一出路’。这能视为‘言论自由’的体现吗?不!”曾钰成希望香港人能够客观一些、坦诚一些地看待有关行为,“他们嘴巴喊著‘时代革命,光复香港’,表面上辩称不是港独,暗地里又说两者没有分别。这很难不被视为‘分裂国家’的行为。”

香港已成美国筹码,必须遏止外国干预

至于四大罪行当中的最后一项“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活动”,曾钰成提醒,必须放在“中美博弈”的格局下去理解有关问题,因为香港已经成为美国的“筹码”,但美国之所以干预香港,并非支持香港独立,而是希望香港实行美国想要的一国两制。他又提到,回望美国过去三十多年对世界各地的干预(伊拉克除外),全都无须派驻军队打仗、更加不是明刀明枪,却能成功扶植亲美力量、颠覆当地政权、造就颜色革命;而美国最常用的手段,就是通过鼓动组织当地的反对力量,透过集会、堵塞交通、罢工等手段,以迫使政府接纳所谓诉求。

事实上,当《草案》被纳入人大会议议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预告,将作出非常有力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发表声明,指它或影响对香港地位的评估,而美方将与香港人同行;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佩里(Scott Perry)甚至提出法案,授权特朗普承认香港属独立国家。个个以“自由”之名大义凛然,说得好像当地没有涉及限制个人自由的《国家安全法》一样。

当《草案》被纳入人大会议议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预告,将作出非常有力的反应(美联社)

“所以说,‘港版国安法’是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我也相信,绝大部分人并不会因为参加和平集会而触犯四大刑事罪行。例如出席六四悼念活动,首先要看你是否意图分裂国家、颠覆政府,如果你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又没有组织实施恐怖活动,那就没有问题。”对于有网民担心“港版国安法”会以言入罪而匆忙删除Facebook、Telegram及“连登讨论区”等社交平台和通讯程式的帐户,曾钰成笑言,“如果他们收敛一下,那也不错啊。”

泛民百分百虚伪,“港版国安法”不是23条

不过,泛民主派并不以为然。人大公布议程当晚,他们随即召开记者会,批评全国人大绕过本地立法会制订“港版国安法”,是公然僭越《基本法》所赋予香港就国家安全问题自行立法的宪制权力,等同宣判“一国两制”的死亡并宣告“一国一制”的实施。

“这些话非常令人反感。他们是百分百的虚伪!说什么人大绕过本地立法,问题是,这么多年来,23条之所以未能自行立法,还不是因为你们拼命阻挠?等了你们23年,就算从2003年算起也有17年了,你们一直说不能做不能做、一做香港就死定了,现在中央自己来做,你们又说为何不让我们自己做——怎么能这个样子?完全令人叹为观止!”曾钰成相信,“明眼人”不会看不出泛民的虚伪;他又认为,“如果中央要落实‘一国一制’,根本无须弄得这么复杂,(反修例风波期间)可以出动人民解放军,甚至直接引入《中国国安法》。现在之所以帮你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就是出尽全力想要维护‘一国两制’。”

泛民主派批评人大绕过本地立法会制订“港版国安法”,是公然僭越《基本法》所赋予香港就国家安全问题自行立法的宪制权力,等同宣判“一国两制”的死亡并宣告“一国一制”的实施。(资料图片/刘锦华摄)

撇除政治考量,单从法理层面而论,曾钰成强调,“港版国安法”并非要取代《基本法》第23条。首先,23条主要涵盖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窃取国家机密、外国政治组织进行政治活动、香港政治组织与外国政治组织联系这七种刑事罪行,与“港版国安法”所针对的四大罪名并不是完全重叠。其次,23条规定特区政府“应自行立法”以禁止上述行为及活动,从“应”字分析,与其说这是“授权条款”,倒不如说是“责任条款”,而中央并没有表明当赋予特区政府自行立法维护国安的责任后,自己就不用肩负同样的责任;换言之,特区政府仍然需要推进《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

只要做好“港人治港”,中央不会“事事关心”

“问题是,从当下的政治现实来看,特区政府很难履行这项宪制责任了。”曾钰成叹息,经过2003年的立法风波,23条已经被刻意操作成“妖魔鬼怪”,政党不会提,政府更加不愿提,甚至认为不值得提,以免再次引发社会矛盾,结果香港就这样逃避了17年。有人认为,只要促进经济发展、做好民生工作,自然就能为国安立法创造有利环境,但曾钰成不认同有关说法,“因为始终没有正视‘维护国安’被‘妖魔化’的问题,像是‘鸵鸟政策’。其实应该鼓励社会摊开谈论、积极和泛民协商,让大家一起肩负维护国安的责任,又做足人权保障。”

按照曾钰成的分析,“国家安全”、“普及选举”和“国民教育”可谓实践一国两制的三大问题,而后者更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可惜自回归初期开始,特区政府从来没有意识需要加强促进香港人国民身份认同的工作。他忆述,董建华出任行政长官时期,曾经提出每个香港人都有责任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声誉,惟随即有人在报章撰文反驳指——“对不起,董先生,我是香港人,我没有义务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声誉”——曾钰成对这往事印象深刻,“很多人可能真的这样认为,你也很难怪他们真的这样想,因为从来没有人很好地教育他们。”

曾钰成认为,“政府可能会说,成立了多少委员会、找了多少智库、花了多少钱、写了多少报告,但实际上,它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资料图片/高仲明摄)

“我问民建联的年轻人是否中国人?有人说自己拿中国护照,所以是中国人,也有人说自己黄皮肤黑头发,所以是中国人。可是,很多人同时拥有多重国籍、拿著多本护照,而日本人也是黄皮肤黑头发,但他们并不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呢?”曾钰成说,最讽刺也最令人失望的是,“香港回归多年,年年大肆庆祝,但我们似乎没有做过太多有意义的事,面对那三大问题,从来没有认真聘请专家人才、设立专门部门,好好研究应该如何解决。”

久而久之,很多问题便流于口号,而核心问题就成了洪水猛兽——没有“国家意识”,又谈何维护“国家安全”?“政府可能会说,成立了多少委员会、找了多少智库、花了多少钱、写了多少报告,但实际上,它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曾钰成说,以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的“香港深层次矛盾”为例,“我们说了十几年,究竟什么是‘深层次矛盾’?政府也解决了什么?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去年也开始说这五个字,但让人感觉只是想转移视线,而非立心根治整套涉及管治模式、社会结构、民族意识等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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