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安老．一】怕住老人院被虐 八旬夫妇：只想在家终老
“如果生老病死是一堂生命课，华人社会往往只修了‘生’的学分。”著名作家龙应台这样说过，她在发现母亲失智时，决定放下手上工作，好好陪伴那时已93岁的母亲过活。
台湾社会以“三等老人”形容一群在家“等看电视、等吃饭和等孩子回家”的长者，在“等候”的同时，他们也不知不觉间成为被社会忽视、地位低下的一群—虽然政府声称已投拨了不少资源在安老福利上。当然，这不只是发生在台湾，还有许许多多正在经历人口老化的城市，包括香港。
虽然如此，“家”还是不少长者希望安老的地方，因为，家终归是家，是自己辛苦工作多年换来的砖头，一桌一椅都是自己数十年每天相对的物件。即使在家无所事事，也比起在老人院过得自在。“我想在家终老，可以吗？”
龚伯伯与龚婆婆今年89岁了，两人与六十多岁的儿子一起住在二百多呎的房子。
海葵与小丑鱼二人共生，他们身体上的缺陷刚好互相填补，谁在人生路先走一步，另一人都难以继续生活下去。他折被单，她看电视——不，准确来说，她是听电视；伯伯说她眼睛不好，只能够隐约看到影像。她看不见，他提醒眼前有障碍物；他记性不好，她提醒他是时候服药；她跌倒，他扶住。
故此，他们总是在一起的，坐是要一起坐，站也是要一起站。
说起身体状况，伯伯抢在婆婆面前开口：“医生话，我记性唔错……”婆婆插话反驳：“唔系，医生话……”伯伯看了老伴一眼，自顾自地道：“我记性好唔好，我自己知！唔使人哋同我讲好唔好……”婆婆顿了顿便道：“他有在医院做过测试，测出来的结果是有认知障碍，之前做有26分，现在得返14分。”
从襁褓牙牙学语到第一次走走跑跑、喊叫“爸爸妈妈”；从学26个英文字母到了解化学元素表；从校园里捧书考取功名到在职场追求名利双收。然后，成为父母养育小孩，看着小孩不但长得像当年的自己，就连小时候自己贪吃的性格都复制了。
时光飞逝，小孩成为父母，自己从职场上退下来。人人都羡煞退休的自己，甚至为自己办退休派对，但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无论是身心，都在慢慢衰退。
起初，是忘掉了要下楼做什么，之后是煲水时要关的火炉，再之后是回家的路。初时还可以追巴士，慢慢地，连走路也要慢慢走，才不会气喘吁吁，感觉难受，再来是视力也逐渐变模糊。以前，龚婆婆为家人煮上一天三餐不同菜式，现在因为手脚不听使唤，连开个调味料瓶也没力气。
于是，活了一大半的人生，兜兜转转又变回要人照顾的小孩子般。
没有选择的老年生活
去老人院可以吗？
我不想入，但如果到了一天，仔女也老了，老到无法照顾我们了，也都要住。
然而，在照顾问题上，长者永远没有自己的选择。对于入不入老人院、请不请外佣、由谁来照顾，他们都是被动地接受，决定权在他们的照顾者手上。那么，龚伯伯与龚婆婆呢？
去老人院可以吗？龚伯伯连连摇头挥手，表示他的抗拒；婆婆的反应则较为悠然，笑了笑说：“其实，我都不想入，但如果到了一天，仔女也老了，老到无法照顾我们了，也都要入住（安老院）。”
安老院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因为他们的子女已六十多岁，还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本来儿子也和他们同住，但由于孙女在内地生了小孩，儿子便回内地照顾他们。是故，照顾的责任交由女儿，但女儿也是每周最多来一两天，替他们采购日常用品及煮饭。
对他们而言，安老院不是“安老”的归宿，是一处无法看到天空、无法自由走动的“囚牢”。就算身处的蜗居也不过数百呎，想转个身也困难，但终究是属于自己的地方。就算家里没什么娱乐，只得一部电视，但他们仍有选择，想做什么便做什么，想出去走走也可，即便他们因为身体问题已经很少出门。
老人想居家安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双老家庭更甚。一老照顾一老，现实是他们的身体机能正逐渐衰退，再健康的长者，也会有身体出现毛病的时候。依赖一老全权负责照料另一老的生活并不实际，因此，政府先后推出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与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希望提供适合“居家安老”的环境。
相互依存的双老家庭
但很现实的是，龚婆婆膝盖不好，也因为年老视力减退，眼睛几近看不到东西，即便在家里，也会因为地上的杂物而跌倒。
龚婆婆说，“只手无力，之前食药跌咗粒药都唔知，扣钮都扣不到。阿仔在时，就是他煮，现在阿仔在内地，就是阿女一星期过来一两次，煮少少。一系就去外面吃，买点馒头、蛋糕回来，可以吃几天。”
龚公公、龚婆婆真的不需要照料吗？不是，只是他们习惯性地说“不需要、不需要”。老人总是害怕麻烦到别人，想有人帮你们煮饭买菜吗？“不用，有我在。”想找人陪你们去医院覆诊吗？“不用人陪，不要麻烦人家。”
一直跟进他们个案的关注家居照顾服务大联盟社工张美怡说，长者的身体是一天不知一天事，前一天可以好端端“行得走得”，翌日便可能因为“跌一跌”而要长期卧床。因此，双老家庭的危机较其他家庭危机大。因为两老是依赖对方生存，一方倒下，另一方也会随之倒下。张美怡说，龚老夫妇的个案是由他们所住的地区区议员转介，他们不曾申请过政府的任何资助服务，“特别是基层长者，他们也不懂得自己去找寻这些服务”。我们以为政府的安老服务已足够，但现实是，尽管服务多新多广，到不了长者处也是徒然。
据政府统计处《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主题性报告：长者》（下称《报告》）显示，独居长者有152,536人，只与配偶同住的有293,308人，只与子女同住的有226,801人，与配偶和子女同住的有337,623人（见下表）。香港有接近四成的长者是独居或与老伴同住，数目比起十年前上升了近六成，其余才是住在两代或三代同堂家庭。换句话说，在三年多前每三个长者便有一个是需要自己照顾自己或是依赖同样年老的伴侣。相信在人口老化愈趋严重的今天，数字只有升无减。
评估机制沦数字游戏
去年，社署表示将会改革过去的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接受评估的长者不能同时轮候院舍及社区照顾服务。这一改革，在整个社福界引起争议声。不少人直指，改革只是政府为了掩饰需求远过于供应的安老服务轮候队伍。
长期研究人口老化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也曾撰文指出，长者无论是入住院舍或在社区生活，都是需要照顾的一群，只是照顾程度的多与少：
“很多时是长者在社区生活，需要的协助较轻微；随着年龄增长，只有入住院舍才可得到全面照顾。恐怕的是，在二择其一的措施实行后，轮候院舍却仍在社区生活的长者，若然不再得到社区服务的协助，再次出现独居长者病死家中无人知的事件，政府于心可忍！”
社会福利署2000年起推行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由认可人员评估长者的护理需要，并按评估结果安排合适的长期护理服务。在原有机制中，长者可被评估同时适合接受住宿或社区照顾服务，即是所谓的“双重选择”个案。社署今次的改革，其中一项正是“双重选择”，据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兼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的解释，“双重选择”未能反映长者对服务的实际需求，故新机制将会取消“双重选择”，并加入认知障碍的评估机制。
长者服务需求仍殷切
一众业界人士对后者几近没有异议，毕竟原有机制的确是忽略了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在生活上及对照顾者的挑战。
但是，对于前者则是争议声不断─若长者被评为只适合社区照顾服务，便不能同时轮候院舍，假如身体状况转差，便需要重新接受评估。张美怡解释，“更新机制后，长者只可排一条队，当老人家身体突然转差，就要从头轮候院舍。”这样，有长者更可能会因此而不轮候社区照顾服务而选择提早入住安老院，到头来也回归原点：便是不断加重院舍负担，所谓的“居家安老”只是个遥远的梦话。
为什么安老要斗弱斗残？
既然做法真如有关当局所言，是与原有机制没有太大分别，那么，为何要作出改变？从老人家及其照顾者眼中，“双重选择”也是为求心安─“现在长者是看不到为何要改，也不知道改了之后是不是便可以快点轮候得到。”张美怡气愤地道：“谁可判定谁是‘最有需要’？为何安老要斗弱斗残？”改革或许是想掩饰庞大的轮候数字，但抹不走长者对服务的殷切需求。宁愿花钱推行令数字好看一点的改革，也不愿真正增加服务名额，才是一众安老业者气愤的根源。社署回应，去年提出的机制改革尚未落实，社署和负责检讨统评机制的香港大学秀圃老年研究中心正审视各持份者对更新机制的意见和建议，稍后将公布详情。
（龚老夫妇为化名）
居家安老源起︰
居家安老概念早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见雏型—1977年发表的《老人服务绿皮书》提出“家居照顾”概念，鼓励民间福利机构发展家居照顾服务，协助长者在社区居住。十多年后，政府成立小组检讨安老服务政策，据时任小组委员的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所言，长者与成年子女同住的比率下降，不能单靠家人担当照顾者，因此鼓励长者在熟悉的环境生活和安老。与单纯的“家居照顾”不同，后者是透过发展社区照顾服务，分担家庭照顾的压力，让长者在社区自主生活。
“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成为政府安老政策的基本方针，据安老事务委员会的《安老服务计划方案》，经估算后订出2026年资助长期护理服务的规划比率参考数值为每1,000名长者有21.3个资助院舍照顾服务宿位和14.8个资助社区照顾服务名额，社区照顾服务和院舍照顾服务的比率则为2:3，可见资源偏重院舍照顾，而非鼓励长者在社区生活。特别是对于一群独居及双老共住的长者来说，因为无法得到社区照顾服务，只有放弃社区生活而入住院舍，这亦是安老院舍逼爆的主因。
面对年老，有时候不能坦然面对的不单是老人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继续阅读：【居家安老．二】安老院非惟一宿命 照顾者：亲手送走父母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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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1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7日）《我想在家安老，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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