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狭隘视野酿决策盲点 新加坡疫情决堤的教训
由于疫情关系，过去三个月我一直在香港。待在这样一个被认为是治理无序的地方，给我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从外部观察新加坡，观察一贯表现出色的新加坡政府如何在抑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战役中挣扎，尤其是对众多低收入劳工居住宿舍（现已封闭隔离）疫情防控的失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政府应该为日益严峻的疫情承担什么责任？
撰文︰刘浩典
到目前为止，很明显，新加坡政府做了三个重要的、且事后看来是错误的决策（包括不作为的决策）。
第一个是初步评估判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严重程度更接近H1N1猪流感，而不是非典或沙士（SARS）；这一初步评估促使政府决定既不关闭学校，也不采取任何停工停业措施，而到现在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这些措施；第二个是倡导民众不戴口罩；第三个（暂且视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则是不采取强制性的、果断的方式来管理外籍劳工宿舍，尽管非政府组织“客工亦重”（TWC2）已经警告过这些生活环境拥挤的宿舍会成为新加坡疫情防控的弱点。
我们从这场危机里看到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其中之一（至少在我看来）是，尽管只有上述第三个决策应该归咎于政府，但新加坡人似乎更倾向于批评政府做了前两个决策。与此同时，有些人仍然为外籍劳工在新加坡的待遇作辩解。
即使是在当下这个阶段，正确地厘清责任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哪里出现问题的认知，将会影响到我们从本次危机中能汲取什么教训，以及在危机后我们将作出怎样的政策改革。
“已知的未知”
前两个错误决策源于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所称的“已知的未知因素”。这些决策往往是在缺乏完整资讯的情况下必须做出的（因此是“未知”）；与此同时，决策者们知道，他们必须根据有限的、不完整的现有资讯来作出决定。
关于第一个决策，新加坡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负责人、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曾表示，不要求保持社交距离且不停学停工的决定是一种无法衡量其正确性的主观判断，他也提到如果这些措施很早就开始施行，民众可能会产生疲劳情绪，影响措施的实际效果。
“行为疲劳”是心理学上一个公认的现象。长期以来，行为学家一直认为，依靠人们的意志力可能会带来短期的依从性，但除非这种改变被固定下来（即成为一种习惯），否则，这种改变是无法持续带来长期存在的行为变化的。目前，对于“人们是否能在疫情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坚持保持社交距离并尽可能待在家里”这一议题存在不少争论和分歧，但这最终是一个实证问题，并没有什么科学研究可供参考。
早前，我曾接受采访，内容与保持社交距离相关，当时我这么说：“保持社交距离会是个大难题。一个多月内都保持社交距离，在家工作，不能见朋友和亲戚，且没有其他替代行为或替代习惯，这是非常累人的，人们最终还是会恢复他们以前的习惯。”因此，当看到在阳光明媚的复活节周末，许多已经在家中待了两个多月的香港人到各个海滩和郊野公园游玩，我并不感到惊讶。
正如黄循财所说的那样，政府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最佳）资讯做出了判断和决策。判断这类决策时不应“事后诸葛亮”，而应根据决策者在决策时所获得的资讯来判断决策是否合理。在疫情早期，大多数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共识是，就其严重程度而言，本次新冠病毒更接近于猪流感或季节性流感，而非沙士。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为1%至2%（如果将无症状病例统计在内，死亡率可能更低），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为0.1%，沙士为10%。但由于绝大多数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症状较轻甚至无症状，它也具有远超流感的高度传染性—这让我们对它无法产生群体免疫。
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不容忽视，因为人们（包括专家）对指数型增长并没有清晰的认知，我们总以为增长是呈线性的。为了理解指数型增长，不妨问问你自己：如果感染病毒的人每三天翻两番，一个月后病例数量会是当前的多少倍？50倍，还是100倍？正确答案是1,000倍！
“事后诸葛亮”总是很容易的。这意味着，我们或许不应指摘政府在头两个月推行有针对性的遏制政策来尽量降低经济和社会损失，不应批评政府在当时未采取停工停学和封城措施。封锁或封城是一种极少见的、较为激进的措施，在本次疫情之前，任何地方都没有采取过这种手段。
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第二个决策，即鼓励民众不戴口罩，除非他们身体不适。政府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目的在于优先为医护人员和一线工作者提供外科口罩。话虽如此，我当时就觉得，不应对戴口罩的坏处作如此武断的判断。
今年3月，我在一次受访中指出，总体而言，政府应该呼吁人们戴口罩，这并不是因为戴口罩是保护我们免受感染的可靠方法，而是因为戴口罩能够提醒人们更注重卫生：“每天在出门之前戴上口罩是一个仪式，就像穿上制服一样，这类仪式会提醒你必须做出相对应的行为，那就是时刻注重卫生，不触摸自己的脸，避免人多拥挤的地方，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的确，戴口罩可能会造成心理暗示，使人们放松警惕，忽视了那些能有效预防病毒传播的习惯，例如经常洗手、不触碰我们的脸、尽可能留在家里、保持社交距离；因此我们要在戴口罩带来的这种心理效应，和它同时带来的良好的公共卫生及个人卫生行为之间寻求平衡。
“未知的已知”
与前两个“已知的未知”的决策相比，新加坡政府必须为关于外籍劳工宿舍的决策（包括不作为的决策）担责。政府和广大的新加坡人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刚刚知道外籍劳工的居住情况。“客工亦重”在其报告中指出外籍劳工拥挤的居住环境，并警告这在疫情初期就成为了一颗定时炸弹。政府不对此采取行动的决定，反映出一种混合着妄想式乐观和拒绝承认事实的心态。这就是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未知的已知”：这是一种能被意识到的风险，只要愿意调查，政府是可以、也应该知道这一风险的。
简而言之，这是种有意的视而不见和故意的无知，政府应该被追究责任，因为其没有及早采取行动，以降低外籍劳工宿舍爆发疫情的风险。
但我并不认为新加坡政府会被追究责任。为什么？因为大多数新加坡人认为外籍劳工的生活条件已经“足够好”了。外籍劳工宿舍爆发疫情后，社会和主流媒体主要指摘外籍劳工自身是造成其生活困境的主要原因，强调个人卫生事关个人责任和教养，暗示这些外籍劳工来自公共卫生标准较低的国家。
除了明显缺乏同理心之外，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评论和反响忽视了基本事实。例如，不管厕所状况如何，也不管个人卫生习惯如何，仅仅是宿舍里拥挤的居住条件（这使得不可能完全避免肢体接触）就能导致病毒的快速传播。当然，这一事实令人不快，因为它并不符合人们对南亚外籍劳工“不干净、卫生标准低”的刻板印象。
认知多元化
我毫不怀疑新加坡将挺过这场危机。感染的人数会成千上万，但死亡率应该很低。由于政府仍在积极进行检测并追踪密切接触者，未来几周的确诊病例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但死亡率将保持在较低水平。我们没有理由恐慌。韩国、德国和钻石公主号邮轮—这是仅有的几个普遍推广核酸检测的疫情重灾区的例子—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死亡率将会很低。大多数感染病毒的外籍劳工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症状比较轻微，甚至可能会无症状。
我更担心的是，新加坡人会从这场危机中汲取错误的教训。支持政府的政治评论员Calvin Cheng最近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最糟糕的情况是，新加坡本地的医疗系统将因为外籍劳工而不堪重负。这可能意味着新加坡本土的病人无法得到他们需要的医疗资源，会有少数新加坡人为此生气，甚至口出不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将看到一些令人不快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应该受到谴责。”
除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本身，我希望新加坡人能从这场危机里学到两个重要经验：认知多元化和保持谦逊态度的重要性。继续阅读︰【新冠肺炎】新加坡疫情渐失控 社会多元化为抗疫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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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1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7日）《狭隘视野酿决策盲点 新加坡疫情决堤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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