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盲从与叛逆】让从众者与叛逆者共存共荣
盲从与叛逆似乎是正好相反的两种行为，到底背后是出于什么因素？二者如何相互作用？对个人对社会又有什么影响？英国学者米歇尔．巴德利（Michelle Baddeley）所著的《盲从与叛逆：从众、反从众行为与决策的智慧》（Copycats and Contrarians: Why We Follow Others...and When We Don't），对有关现象进行了分析。
撰文︰方蘅
米歇尔．巴德利是行为经济学界的重要学者，现任南澳大学选择研究所研究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所名誉教授。她经常与社会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和公共政策制订者合作，将经济学见解引入多种学科。在本书中，她跨越多种学科，综合剖析人们选择从众或反从众的原因。当中有大量有趣的案例、实验，帮助读者全面地了解有关课题。
从众是出于求生本能
从众其实是一种求生本能。在本书序言中，米歇尔就举动物界为一例，说明模仿行为的好处：行为生态学家发现，澳大利亚的袋鼬（quoll）吃下甘蔗蟾蜍（cane toad）会一命呜呼，于是尝试训练袋鼬规避，方法是向一小批袋鼬喂食添加无害催吐剂成份的蟾蜍香肠，训练它们规避蟾蜍，结果，这批袋鼬都学会规避有毒蟾蜍，其他袋鼬也仿效他们的行为，使整个种群的生存都得以改善。
有人模仿他人是因为假设他人知道的比自己多，选择依随他人是认为个体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这种行为称作利己型从众（self-interested herding）。这种人可以称得上人群中的“经济人”，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依归。在此，笔者觉得像本书中文书名般，用“盲从”来形容这类仿效和依从，其实含有贬义，并不恰当，而若用“从众”一词来形容，相信会更恰当，因为当事人的这种选择是出于机智的模仿，是理性和策略性的，未必是盲目。
不过，也有另一种从众行为，称为集体型从众（collective herding）。这种从众和理性分析下利己的个体所想、所需没有关系，而是关乎驱动团体的整体激励及目标。团体成员共享着某种身份，以获得这个团队给予个体的支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描绘“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crowds），即暴众，自有一种危险的集体人格，当中的个体都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个性和个体身份意识，个体的智力不复存在，因而暴众都展现出一种低于个体水平的低下智力。
经济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康纳曼（Daniel Kahneman）认为，不同思维模式间的竞争并非关乎善恶，或是高贵和无知的灵魂之间的争斗；有时理性是合适的向导，有时情感是恰当的引路人；而有时则需要理智和情感结合。他把双系统模型描述为两种不同的思考模式：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思维快捷、自发、本能使然且感情丰富，例如，遇到狮子时感到恐惧而不假思索地逃跑，就是启动了系统1。系统2则缓慢、可控和审慎，遇到需要认知能力重点介入如考试或下棋时就登场。系统1和系统2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共同进退，但动作更快的系统１绝大多数时间占主导地位。
米歇尔在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解释从众行为后，还尝试透过生物科学作解释。她与其他学者将经济学和神经科学的工具及研究成果引入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对于从众和社会学习的研究中，同时也参考了其他学者的研究，观察脑部组织，得出结论：在从众的过程中，与情感处理相关的脑部位置会被激活，说明从众并非如一些经济学家声称的那样，仅是冷酷而平静的算计而已。
米歇尔也尝试从动物和进化的角度研究从众行为。动物亦如人类一样有从众行为，例如狼群、企鹅和奶牛都是如此。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都兼具增大族群和整体种群生存概率，以及帮助个体的作用。
叛逆者动因与盲从者惊人相似
米歇尔称，人类的群体中有自我牺牲的现象。而其实在黏菌中也存在。黏菌即便不共享同样的基因型，彼此间也能合作，因此某一基因型细胞的存活是以另一基因型细胞的消亡为代价的。黏菌遇上恶劣环境，细胞个体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蛞蝓的多细胞体。其间，一部份单细胞变形虫会变形成为蛞蝓的柄细胞，而其他单细胞变形虫会变形为成为柄细胞末梢的孢子，释放到环境中，以在环境的条件转好时重获新生。
然而，柄细胞就没那么幸运了，它们会萎缩并死去。于此，笔者质疑，自我牺牲是一种心理抉择，黏菌并没有心智能力，它们所谓的自我牺牲又能否成立？
解释了人们选择随群从众的原因，叛逆者标新立异的倾向就显得令人费解。米歇尔指出，关于叛逆者的研究文献要少得多，但实际上，驱动叛逆者选择反叛的动因和影响盲从者的动因惊人地相似。他们同样是由个人利益所驱动，利用社会信息获取利益。
与有意识的个人主义并存的，还有类似集体型从众中无意识驱动的激励因素，叛逆通常并不是理性计算收益的结果，而是受到包括认知偏差、个性和情感等心理因素所影响。标新立异者的明显特质是，对于盲从者避之不及的风险，他们承担起来却津津有味。
笔者较为失望的是，米歇尔对于叛逆者的研究显然不及盲从者充分，虽说有关文献较少，但这不正表示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实验，或从动物世界找出辅证来探讨有关课题吗？
在本书中，米歇尔亦从现实生活中各个界别，找出盲从者和叛逆者的行事轨迹。商界、学术界和政界都存在盲从者和叛逆者，二者有复杂的互动。例如在商业社会，投机者同时是盲从者的概率较大，而创业者则更有可能是叛逆者。然而，有时投机者也会打破常规，借冒险放大回报，而创业者也会通过模仿他人的创新，发展出自己的商业模式和策略。
叛逆者与盲从者如何互动
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些近乎宗教式的正统观念，当中有些某一日会成为滑稽的笑柄。不过，叛逆地挑战正统却是充满风险的。英国医生斯奎尔（Waney Squier）早期作为专业证人为司法机关虐童案作证时，认可一系列症状和“婴儿摇晃综合症”的关联性，但后来她逐渐改变了看法，转而接受了少数派的观点，即伤势也可能是由婴幼儿自己造成的。她前后反转的专业观点受到争议，最后被剥夺了作为法庭专业证人的资格。由是之故，一些专家支持主流观点很可能是为了明哲保身，当然叛逆型的专家也可能为了沽名钓誉、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提出新的观点。
1996年，美国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卡（Alan Sokal）将自己杜撰出来的胡言乱语用社会学界流行的观点包装起来，投至学术期刊，结果竟被刊出。他认为，这是因为他的文章迎合了评审和编辑的既有理念，而没有认真检视当中的论证。由此可见，人们倾向于以符合他们世界观的方式诠释信息和例证。
在政界，选民会收集其他选民投票意向的信息，并将之与自己的私有信息作比照。当可靠信息无法轻易获取时，社会信息的影响力就会成为主导，促成从众的选择。以前针对某一特定政治命题时保持既不过左也不过右的立场，本是风险较小。但是，社交媒体却令持中间立场者处于不利地位。
2015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佐证，极右和极左的政治派别在社交媒体有更多的曝光度，皆因社交媒体偏好语出惊人而非含蓄的表述。在传统媒体推行极端政治理念并非易事，但随着Twitter、Facebook的出现，这种限制不复存在。因此，像特朗普一样的叛逆型政客便有机可乘。
米歇尔提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从众的本性占据上风，现实世界充斥着群聚从众、追随领袖的人。在原始社会，强烈的仿效和追随倾向对生存是有利的，帮助我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但到了今天，人云亦云的本能却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人类现代性的一面同进化性的一面之间存在冲突，一旦脱离了古代小规模族群能对个人施加的限制和惩戒措施，彼此仿效的进化本能在现代科技的滋养下就更高效。
社交媒体当中的虚假新闻和错误信息会扰乱同系统2利己型从众相关的理性社会学习过程，较有效诱导系统1的思维模式及感性冲动式的集体从众行为，打破集体型从众和利己型从众间的平衡。社交媒体人云亦云，亦使叛逆者难以生存，以致社会两极分化。故此，应推行一些有利叛逆者的措施，使从众者与叛逆者共存共荣，这是对人类最有益处的。
《叛逆与盲从》
副题：从众、反从众行为与决策的智慧
作者：米歇尔．巴德利
译者：丁旻仲夏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出版日期：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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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3日）《《盲从与叛逆》 让从众者与叛逆者共存共荣》，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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