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二】惴惴不安 挥之不去的离意
因为恐惧，香港的第一代中产离开了；三十年后的今天，香港的“中产二代”也有离意。但走了是走了，问题不会因为有人走了就会迎刃而解，到底是什么安不了中产的心？反映社会结构上有什么问题？
时移世易，当“第一代中产”已快步入退休之龄，“中产二代”也开始踏入社会。在跑马地区某屋苑的健身房步出迎接记者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承接上文：【中产阶级．一】从崛起的新一代看中产阶级状态的变化
月入过5万 “中产二代”心生离意
陈先生的祖父母辈是劳工阶层，爷爷是的士司机，外公是厨师；到了八十年代，他的父母有机会在香港修读大专，毕业后又得家人协助负笈英伦完成硕士学位，九十年代回港后分别加入蓬勃的巿场推广和人力资源行业，成为了“第一代中产”。在这环境下成长的陈先生，就读直资小学，升读直资中学，大学选科时也不像张小姐般会受父母影响，而是随心所欲地在“三大”（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商科选择。
几年前毕业后，陈先生收到几间银行的见习行政人员录取通知，但最终他去了薪酬少一半的一间，他想“试试玩玩，不喜欢随时‘劈炮唔捞’”，不过，“兴趣”最终敌不过“理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陈先生最近加入政府成为高级公务员，月入超过六万元；参考2018年20至29岁男性就业人士的月入中位数统计，陈先生比同龄层的15,500元多了逾两倍，也比同龄层中拥有专上教育学位的34,000元高出一半。
陈先生说自己一直对社会有很多意见，之所以跳槽到政府，并非因为高薪厚职或前景稳定，而是想在这个“时势”试一试，“虽然其实我也知做不了什么，但看看在（政府）里面可以做些什么，或者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所有事情。知多点外面看不到的事。”当然，旧公司承诺他随时可以回巢，也为他的离职创造了很大的诱因。同是公务员，但有别于张小姐的是，当记者问及陈先生属于哪一个阶级，他没有自诩“中产”，而说是“社会新人”，又形容该阶级的人群“对前景有些模糊，不太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是否真正想做的事。”
他并不满意目前在政府的工作，觉得“无意思”，又形容自己像秘书，甚至想过若数年后情况依然的话会离职。显然，陈先生也没有像张小姐般被“稳定”所吸引，除了没有什么家庭负担，主要原因是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未来捆绑在香港，尤其不希望下一代在这个城市长大。“我本身有（外国）passport，家人也想走。你不知道2047之后会怎样。说真的，虽然我上司经常说，‘不明白为何担心一国两制会消失’，whatever，但我不这样看，他们觉得现在好端端的到2047后都不会‘搞’你，但现在未到2047年，已经搞成这样。”
搞成怎样？而这又是谁搞出来的？
社会问题积存 对政府没有信心
“我会忧虑我的儿子在这个环境长大，多于‘2047’这一个节点（incident），不是单一节点，是整个社会都不是人。你想想现在的楼价、读书气氛，整个社会鼓吹的都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生活的地方。”陈先生一家似乎把移民这回事执行得很彻底，父母早已出售另一栋非自住物业，哥哥也准备去英国进修，届时可能只有他会留在香港工作。
类似的说法，记者从张小姐口中也听过：“因为这个时势‘唔稳阵’。因为之前可能想过会生小朋友，但现在社会太复杂就不想生，生了我也未必可以好好养育他、给他好的环境。如果要生我会先移民，让他有比较好的环境……香港没以前那么安全、那么适合生活，好像很大压力，好多事情要比较、要竞争。不是适合小朋友成长、开开心心的环境。”
住屋问题也是张小姐忧虑来源。她曾打算置业，甚至计划未来二十年的生活，“但现在这个时势就可能未必会在香港买。担子算是轻松了，因为不再考虑买楼。就算我要买，可能去泰国或者台湾那些地方买，多于打算在香港买。投资或者准备未来有机会移民过去。”
张小姐和陈先生异口同声的忧虑，或多或少反映了新晋中产的不安，他们甚至不想在当下的香港落地生根，而主因在于他们对“2047”的预判—认为当下的民生和政治问题难以解决，而未来的香港只会愈变愈差。陈先生说，“2047”不是一个单一节点；换言之，他们看到一直积存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时不时会因为意识形态之争变得高度政治化，正如张小姐指“在这几个月之前我都觉得香港是ok的”。陈先生又说，“2047一向都担心，但直到这一两年才真的打算走。现在这个政府这么‘癫’，警察这么‘癫’，真的‘搞唔掂’”；他未必是单纯以政治化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但其说法也不无道理—可能正正因为当局过于官僚，没有严密思考社会政策背后的政治含义，更没有整全的结构性改革思维，才会种下祸根，直至民怨藉政治争议大爆发，市民自然也对政府愈来愈没有信心。
“移民”并非张小姐或陈先生这些新晋中产独有的想法，在反修例风暴下，香港又掀起“移民”热。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近月发表“移民”民调，有42%受访者自称有移民或移居外地的想法，当中有近一成人已有所准备，该两项数据均创近三年的新高。调查结果还显示，首四位令人打算移民的“本地因素”是“香港政治争拗太多／太烦／社会撕裂严重”（27.9%）、“香港政治不民主”（21.5%）、“不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独裁／对中央政府没信心”（19.5%），以及“香港居住环境挤迫”（19.1%）；而“目的地因素”则为“居住环境较宽敞”（28.8%）、“自由／人权状况较好”（21.0%）、“空气好／较少污染／宁静”（15.3%），以及“政制较民主”（13.5%）。简单而言，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政治和居住环境而筹谋离开香港，而相较前三年的民调，政治因素首次成为三大主因。
无人受益 须结构性改革
据警务处的资料，自6月开始，无犯罪纪录证明书的申请比去年大幅增加：7月有3,049宗申请，同比上升41%；8月有3,649宗申请，同比多54%；9月有3,597宗申请，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这张“良民证”是移民的首要条件之一，而由于香港居民不需向政府申报离境目的，保安局只能根据“良民证”的申请宗数评估香港移民外国人数。过去十年，该数字徘徊在6,500至8,300人不等，对上一次预计有超过一万人移民离开香港是2006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是港人最爱的移民目的地，近年台湾也成为大热，每年有约1,000人申请。
由于当局没有确切的移民人数，我们也无从得知移民者的背景资料或阶级状况。但是，循正常合法途径的移民，从来不是一般基层的选择，以移民条件相对宽松的台湾为例，移民申请人需在台湾投资逾600万新台币，才可以合法居留，之后要再坐一年“移民监”。这个移民条件是什么概念？600万新台币相当于150万港币，算是足以置业的首付。所以，移民从来不单止是一个人口流动问题，还是一个阶级问题—只有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投资移民）或者文化资本（升学移民、专业移民）的人，才可以“奔向理想之地”。
有能力的人可以走，没能力的人就要留下来承受中产所讲的政治问题、教育问题、住屋问题。这说法很残酷，好像基层就应该要承受更多社会问题，但现实是，那些被寄望能引领香港走向民主化和社会改革的中产精英们，当他们透过这套社会结构向上爬后，却似乎忘记了民间疾苦，反而致力维护这套扭曲了的社会秩序，而面对危难，他们的首选则是退场。
当中产的增长率放缓，而中产内部的竞争加剧，即使年纪轻轻便月入三万，其晋升空间也比十年前收窄不少，没有多少人能预见自己将来可以挤身月入十万、八万的行列。与此同时，在经济欠缺新增点的情况下，就业市场根本未能更好地吸纳高学历人群，导致学位贬值，“硕士”或“博士”都不再吃香。中产内部已现瓶颈，上一代中产担心下一代未能延续其社经地位，而下一代中产则没有扭转结构性困局的打算，而是计划离开香港，另觅新天地。
当结构性问题没有被合理地被解决，中产的不安就会流露到其他地方，这可能是极端右翼的排外或阶级矛盾，也可能使人心生离意。谈到对未来的担忧，陈先生说“担忧没有意思”，因为他的担忧没有办法解决。换句话说，连靠这套游戏成功的中产阶级和精英，都不相信这套游戏了。
若要谈合理的解决方法，可能要问香港应实践怎样的阶级政治，又应如何确保不同行业都能创造相对平均的中产待遇。归根究柢，“香港经验”、“中产梦”需要被重新编写，因为我们不可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就能造就一大班中产，而重大的社会政策诸如房屋和教育等，都不能再以中产为最大受益者，而是应该令所有阶层同等受益。以房屋问题为例，几乎人人拼死都要上车，因为香港根本没有任何令人有信心的保值投资，打工或退休都没有足够保障。中产或基层需要的不是一次性退税纾困措施，而是大刀阔斧的财富再分配，就算派糖，派的也应该是结构性的糖！
相关文章︰
上文节录自第19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日）《不安的新晋中产阶级》。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