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版图变天 对新任区议员应抱何期许？
《逃犯条例》修订争议炙热，被操作成“变相公投”的香港主权移交后第六届区议会选举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之变，不但创下高达71.2%的投票率，泛民主派更夺得逾85%议席。社会的政治参与度提高，更多香港市民愿意关心政治无疑是件好事，但无可讳言，这股公民意识的高涨起源于近期的政治风暴，泛民或建制的支持者，都难免带有情绪与政治考量投下手中的选票。如今，选举告一段落，不论是否满意结果，我们都应该冷静下来思索，除了宣泄政治情绪外，对于新任的区议员究竟应该抱有什么样期许？
相较于2015年第五届区议会选举的近147万总投票人数，今届区议会选举的投票人数暴增一倍至约294万人。
受《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影响，在政治张力持续高涨的当下，周日（11月24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被操作为“变相公投”—不少选民基于对特区政府施政及警方执法的不满，投下惩罚建制派的一票，为泛民阵营取得破天荒的385个议席。
仅剩59席的建制派检讨败选原因时，主要归咎于政府施政失当，而非地区工作有所懈怠。失落荃湾愉景选区的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便指出，其得票稍多于上届，但该区总投票率增加了三成，而“空降冇做过嘢”的对手，只需高呼“五大诉求”，就可让他受到“惩罚”；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更直言，在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下，即使有扎实的基层民生工作绩效都难以力挽狂澜。难道，区议员的地区工作已经不再重要了吗？这还得由区议员本身的职能说起。
区议员应该做些什么？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广给出了如同《区议会条例草案》上所规定的标准答案—一方面，针对居民福利、公共设施、发展优次、公共工程及社区活动的公帑运用，向特区政府提供意见；另方面，在有关项目获得拨款的情况下，承担改善环境、促进康乐文化活动、举办社区活动等责任。不过，李彭广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来，职能确实比较局限，但作为基层的政治人物及领袖，除了官方规定的功能外，也有反映民意、代表民众争取项目的作用”。因此，他也注意到，在现实的情况下，除了民生问题之外，区议员也被赋予了政治身份。
政治因素扩大 对区议员是好是坏？
李彭广解释，区议员被视为最能直接接触群众的代表，具备一定“反映民意”的战略地位，因此，尽管其本质上以地区工作为主，但当社会面临重大争议时，他们难免会被要求作政治表态，而有关表态与其本身宪制职能没有直接关系，不具任何实质效力。例如，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期间，全港18区区议会主席曾在未经议会讨论的情况下，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当局将草案直上立法会大会。
“如果居民对修例有所保留，他就会觉得‘我不同意，你怎么随便就代表我’。”李彭广说，选民并非铁板一块，会因应不同时势调整投票标准，而当下主流意见认为政治表态比社区营造更重要，那么区议员在当区的服务表现就不是选民的首要考虑因素。他补充，香港历经长达半年的政治动员，出现了大规模的价值观与制度碰撞，预料未来区议会中的政治因素仍然很强，而非建制派必然会乘胜追击，想借此争取部份区议会的主导权，甚至争取在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再下一城。
李彭广强调，区议员的身份跟职能并没有改变，但重心或会被带到政治问题上。以往市民觉得区议员只是“社区保母”，经过修例风波，不少人察觉原来区议会除了关注地方民生，还被“赋予”那么多政治上的象征作用，甚至能影响到立法会跟提名委员会的选举，而“泛民当然早就知道区议会有这个战略意义，但之前动员不了，在经历这几个月的碰撞后，愈来愈多人会把区议员当成兵家必争之地。”
从选举文宣观之，确实能嗅到满满的“政治味”，有泛民参选人将“五大诉求”作为主要政纲印在传单封面，也有建制派将“反对暴力破坏”作为竞选主旋律，不少选民也在结果底定后呼吁胜选者“尽快前往理大营救手足”、“上任后薪津记得拨一部份援助义士”，并朝着下届立法会选举及117席可选举特首的选举委员会席次作打算。
然而，把区议会打造成立法会以外的政治摔跤场，究竟能为社区带来更正面的转变、完善居民的生活样貌进而化解社会冲突造成的巨大裂痕，抑或会令区议会沦为政治人物谋求政治利益的舞台，反而让充满意识形态的政治语言加重撕裂彼此间的伤口，并让政策被淹没在政治口水之中？区议会增加政治因素后，真的有助于解决香港正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吗？
以邻近香港的台湾为例，地方议会选举制度施行已久，地方民意代表除了面对大大小小的居民服务外，更具备预算审查及法例提案权，掌握的地方建设发展权限较香港区议会更加全面、政治角色更显吃重。但时至今日，蓝绿两党之外的政治人物在参选时，却愈来愈多人高呼“打破蓝绿、民生第一”的口号，原因不外乎蓝绿两党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下，原本应该聚焦于市政问题的民意代表，却不断在国家认同、政党纷争等议题上打转，甚至在面对单纯的地方建设时，也以蓝绿、统独等因素作出无理牵制，借此打击政敌形象、占据镁光灯焦点，使地方市政因为政治纷扰而停滞不前。
去年台湾地方九合一选举，也有不少政治素人空降胜选，其中几位素人在议会上也确实秉持着专业冷静的态度，在市议会质询地方首长时针对公共房屋数量、轮候时间，以及外送员安全劳权等问题理性问政，未因政治争拗较易博得媒体曝光而哗众取宠，反倒获得民众一片掌声，认为这才是难得一见的“高品质质询”。可见民众对于不同层级的民意代表应该聚焦的工作重点，其实心中亦有分寸，当政治口号在选举过后慢慢退烧时，选民终归会回头检视民意代表是否尽足地方工作的本分。
如何理解“民生无法摆脱政治”？
“区议员基本上还是以社区服务的表现为主，但社区也处于香港的大时代、大环境当中，不排除当社会对某些立法或争议有高度关注的时候，会受到大环境所发生的事情而影响到选民投票。所以区议员必须要两者兼顾，他当选后不能天天搞反修例，还是要维持好社区服务，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单搞政治一样没办法维持住议席，因为下次选举的政治议题可能就淡化了，选民投票时可能又回到原本的社区服务上。”
李彭广分析，2003年泛民主派曾经取得部份区议会的多数席次，为何在下次的换届选举中又被建制派重夺控制权，除了资源不足的问题外，主要还是政治热潮总有退烧之时。当年选民对《基本法》23条立法有所忧虑，而选择在当届区议会选举支持泛民主派，但当政治议题结束或得到妥善安排后，下一次的选举民众便不会再以当初的政治议题作为投票参考。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或无视各个党派的区议员除了本职的功能之外，历来都在社区发挥了政治上的作用与影响力，而选民在面对某些政治争议时，也确实会期望区议员以民意代表的身份代替他们发声，很多人也因此认为，要求区议员只关注民生问题而不涉及政治，实属无稽之谈。李彭广也认为政治与民生当然无法切割，但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所谓的“政治”。
“大家常听到政治归政治、民生归民生，其实民生问题本身就是政治问题，如果我们讲的民生是指经济发展或就业问题，这当然也跟政府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譬如说政府要不要主动招商引资、要不要提供税务优惠给商人，有人想要减（税）多一点、有人接受减（税）少一点；又或者老人津贴要不要增加、医院要设在哪边。任何一个民生课题都牵涉到政治考量，只要是与资源分配有关的问题，那势必会涉及到政治角力，这时候民生问题就摆脱不了政治问题。”
李彭广解释道，所谓民生无法与政治脱勾涉及不同层面的涵义，“政治”可以是指低层次的政治利益算计，包括如何去拉擡不同的势力为政策或想法背书，也可以是高层次的价值取向，例如多数民众如果是自由主义者，他当然不希望政府对市场运作干涉过多，而如果民众推崇社会主义，便会认为政府应该弥补市场的不足，提供更多的福利政策，不同的政治取态，对于政府管治地方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会有所影响。
“就像马克思讲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跟社会生产是下层建筑，下层建筑决定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力，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只要牵涉到社会上的资源分配，它必然会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是这样去理解政治跟民生无法切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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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26日）《社区版图变天 对新任区议员应抱何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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