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离场是发声的紧箍咒

“在某午夜火警钟声响遍/城里志愿灌救部队发现集合在桥边/十个决定去救火的少年/其中一位想起他少锻炼/实在是危险/报了名便算……”潘源良作词、达明一派主唱的《十个救火的少年》，收录于1990年发行的《神经》专辑中，时值六四事件后香港移民潮的高峰期。从狭义上来说，香港人一向以精叻和醒目见称，眼见外在形势有什么风吹草动，自然是以自保作为优先考虑。但从广义上来说，趋吉避凶乃是人类的普遍本能和天性，相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英勇行为，只会在极特殊的危难环境下才会出现。

被奉为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鼻祖的赫绪曼（Albert Hirschman, 1915-2012），早于半世纪前曾出版《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1970）一书，提出“离场”（exit）、“发声”（voice）与“忠诚”（loyalty）的著名概念，区分社会参与的不同模式。

借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假设，若某地公民只视自己为公共利益的短线消费者，当一个政权无法满足其需要时，则会较倾向“离场”多于“发声”，寻找另一个满足需要的途径。但假如公民视自己为公共利益的长期持份者，则会倾向“发声”多于“离场”，向政权表达他们的不满；公民若视自己为政权的忠诚支持者，则会倾向接受（哪怕是并不满意的）政治现状。

但正如《十个救火的少年》歌词反映， 一旦“离场”的成本相对偏低，或没有受到外在规范的制约，则坚持“救火”的动力便会下降，为公共利益“发声”的力量亦备受削弱。尤甚者是，“逃离火场”只涉及每一个人的私下决定，但坚持留下的无论是“救火”或“发声”，皆有赖集体行动的协调和团队成员的衷诚合作。当集体难以达至或无法维持基本的共识，亦会如其后的歌词所指：“为了决定去救火的主见/其中三位竟终于反了脸/谩骂着离开/这生不愿见……”如此原本倾向“发声”或“救火”的，最终还是难逃“离场”的结局。

近日在朋友圈内广泛流传的，除了反修例运动中警察的种种“暴行”，还有林林总总关于移民计划的讨论。过去十多年，香港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台南和马来西亚的槟城均成为香港人投奔的热门地点。但近日新加坡、新西兰、日本和欧洲诸国，也相继成为被炒热的对象。对哪里的居住环境较佳、居留自由度较大、移民成本较低等，朋友皆如数家珍，好不热闹。不难预计，假如《逃犯条例》修订引发香港人大举“外逃”，将意味着人才和经济资源流失，尤其是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将是较易取得外国居留权的一群，而遗下的则是无力移民的基层市民。但更加关键的问题是，香港人选择“用脚投票”，对香港的长远未来报以不信任，亦意味对社会政治发展欠缺承担，不再愿意为香港前途尽一分力。长远来说，这是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沉重打击。

移民可算是最极端的“离场”方式，完全脱离原来所属的社会和政权。但公民还有更多样化、成本更低的选择，例如在承受了重大政治创伤后，采取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在众多村上春树小说的主人翁身上，均不难发现类似的经历。又例如在六四事件后，内地知识分子除了出走海外，亦有不少选择“下海从商”，也就是从公共利益的领域，退却至私人利益的领域，从此避免再与政权硬碰。

赫绪曼其后亦出版过《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1982）一书，可视为前书的续篇，题旨是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会在关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摇摆。例如当公民无法通过私人市场满足需要，便有可能通过政治行动来宣泄不满；相反，政治参与也会带来失望，例如需要耗用巨额的时间和资源、无法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以至对公共利益的理想失去信心等，皆会驱使人重新躲藏到私人领域中，不问世事。

显而易见，当公民发觉政治活动能带来实质改变，才会进一步延续和提升参与度；相反，假如政治活动只会换来沮丧和绝望，则参与的意欲和热情亦难免大受打击。这在很大程度上已足以解释，香港人只在特殊的情景（例如雨伞运动和反修例运动）下充满政治激情，余下时间则普遍政治冷感。它一方面反映了香港人仍然可以、或至少相信通过私人市场已能满足需要；另一方面，则反映若非到了危急关头，香港人对积极参与政治仍大有顾忌。

社交媒体的网络动员能力，在近期的反修例运动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手机网络的普及，大大开启了公民串连互动、凝聚行动共识的可能性。在“不割席、不谴责、不笃灰”的大前提下，“谩骂着离开”的情况亦已大大纾缓。即使在没有明显政治领袖、传统“大台”之下，公民亦能自发自主地组合，令政治活动变得百花齐放。套用赫绪曼的概念，网络动员大大降低了参与的门槛和成本，让更多人能各适其适、化整为零地“发声”。

没有“大台”亦意味沦为官方打压目标、面对秋后算账的风险得以分散。事实上，雨伞运动的发起人月前才被判入狱，发动大型群众运动的个人代价，正好清晰地呈现在后来者的眼前。其2后警方动辄将示威者控以暴动罪，固然是反修例早期始料未及的事情。但压力起码不会再集中在少数领袖身上，确实也有助更多人投身运动之中。

作为一个铜币的另一面，网络动员却没有延续参与——或规范“离场”的任何力量或机制。这个星期或有200万人响应号召上街，但很可能只是缘聚缘散的即兴组合，彼此之间欠缺基本的凝聚力。难保下个星期便作鸟兽散，事如春梦了无痕，没有对现实政治留下清晰可见的影响。而在短期动员的高潮过后，大家便很可能只退却至社交媒体上，间中按下like或share已很满足，失去了参与实质政治活动的动力。

“大台”和政治领袖的其中一个主要功能，正是能令短期动员化作长期组织，累积甚至是“收割”政治行动的成果。在“大台”和政治领袖早已远去的今天，更突显网络动员大起大落、欠缺延续性的问题。“发声”和“离场”同样容易，令集体行动显得更变幻莫测，失去了有迹可寻的既定规律，《十个救火的少年》的困境难免进一步呈现。

网络除了有利于短期动员外，是否亦能肩负长期组织的功能？除了兼容更开放和多元的参与方式，又能否为参与者提供更持续和稳定的行动指引？在降低“发声”的门槛和成本之余，亦有可能为“离场”设定更多的规范？以至每名公民皆能在或短或长、或深或浅、或专门或广泛的参与中，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凡此种种，显然都已成为当代集体行动的重要课题。

《香港01》周报专栏作家邹崇铭其他文章：【领展街市】政府与市场：放开所有 彼此更自由？【共享经济】从共享单车到聪明政府【现象评析】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吗？【现象评析】“怕执输”心理如魔咒 催谷子女赢在起跑线上

上文节录自第17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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