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评析】“怕执输”心理如魔咒 催谷子女赢在起跑线上

去年的“土地大辩论”和“明日大屿”，铺天盖地占据香港舆论阵地，令香港人对土地供应的问题，亦增加了不少认知或感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61平方呎，不足15平方米。设想在地上划一个不足4x4米的方格，就只有不足四张双人床的空间。这就是港人面对的共同宿命，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的口号遂成为：“住松啲，住大啲。”今天倒不是想探讨“居住面积不足”的问题，而是想探讨“不足的观感”本身。

众所皆知，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是：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却无限。近年“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异军突起，挑战了不少经济学的固有观念。其中一本相当重要的著作《匮乏经济学》（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题旨正是关于“匮乏的观感”，而不是“匮乏”本身。

作者Sendhil Mullainathan列举了一些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大忙人总觉时间不足？穷人总觉金钱不足？饥饿的人总觉食物不足？想减肥的人总觉减得不够？

除了由于真的不足或不够，也涉及一种“不足”的思维模式，“不足会掳获我们的专注力，这带来小部份的好处：我们对迫切需求可做较好的处理；但它也让我们付出代价：忽略其他该关切的事，处理生活其他部份也会较没效率。”显而易见，这和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在《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提出的“系统一”和“系统二”思维，异曲同工。“不足的观感”充塞头脑，过度吸引我们的短期注意力（系统一），因而难以冷静下来，细想其他的可能性（系统二）。卡内曼具体地称之为“认知频宽”（cognitive bandwidth）的局限，即基于匮乏心理构成的认知缺陷。

Sendhil Mullainathan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通过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以崭新视角介入经济议题。可惜的是，此书所获得的关注却远较《快思慢想》为低，在香港更似乎未被大家认识。书中经常引用的例子，是穷人往往容易堕入借贷陷阱，不断以新债填补旧债，最终泥足深陷，难以自拔。究其原因，是人更容易看到即时现金到手的好处，却欠缺计算长远负担的认知能力，故财务公司多以短期利诱作营销手段。

推而广之，“不足的观感”令我们只专注眼前难题和有限选择，因而无法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难以开拓新的视界。套用作者的讲法，贫穷不但是金钱上的匮乏，更加是认知频宽上的匮乏，欠缺“持续学习和纠正错误的宽裕”。因此局中人难免像鸵鸟般埋首沙堆，并无多余空间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只能继续自绝于封闭环境，坐困愁城，惶惶不可终日。

若以更浅白的方式形容，则匮乏心理常构成“怕执输”的思维，一味追求即时“攞尽着数”，眼前小恩小惠一概照单全收。局中人往往无法抽身，难以看穿这些鸡毛蒜皮的恩惠，根本不值得花精神和气力去计较。长此下去，每日便只懂储印花、换礼品、参加抽奖、买彩票之类，营营役役，庸庸碌碌，难以看清眼前以外更大的世界。

“赢在起跑线”有如无远弗届的魔咒，或明或暗地主宰着整个教育制度，其立足点正好是一种“不足的观感”，以及由此构成的认知缺陷—要在短期学习成效上获得某种安全感，借此避免“执输行头”。

这情况首先出现在成绩较差的学生身上，家长无不期望通过补习、催谷和操练等方法，力求在短期内突破考试分数的“匮乏”。相比之下，那些原来成绩已经较好的学生，则拥有“持续学习和纠正错误的宽裕”，可更放胆地按照自主的步伐，探索自己的兴趣和决定学习进度。由此，学生方能找到更适合自己、更有效的读书方法，就算没有“赢在起跑线”，也肯定不会“输在终点线”。

然而，在其他家长制造的压力下，久而久之，“不足的观感”亦会感染更多教师和家长，令大家齐齐堕入认知频宽狭隘的陷阱，焦点只能放在成绩表上的数字。情况就好像中国内地某些农村，一直流传借贷办喜事的陋习，互相攀比之下，各家各户婚宴花费不断飙升，甚至造成整个地区的贫困化。

而在香港，部份家庭会把子女送往直资或国际学校，但政府决策者却并无太大的诱因，去根本改变扭曲的教育体制。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官员也是这个体制的关键持份者，但他们对工作成效却严重欠缺安全感，同样面对认知频宽的局限。这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对上层决策者而言，自2012年“反国民教育”一役后，应付各种政治任务已疲于奔命。试问又何来“持续学习和纠正错误的宽裕”？第二，对于前线教育官员来说，在教改推行的过去十多年，权力虽已逐步下放至学校，其角色亦由教育提供者蜕变成监管者。惟通过各种衡工量值的数字指标，直接间接对学校施加极大影响力，教师则为应付汇报压力而疲于奔命。第三，由于教改争议声不绝于耳，加上削减教育资源（例如杀校），令官员和学校之间产生不少冲突。为了避免在乱局中惹祸上身，各级官员只好尽量少做少错，更规行矩步地按本子办事（例如坚持考TSA）。

归根结柢，要解决香港教育体制的死结，难免要从教育官员的认知频宽入手。《匮乏经济学》同时提出了“救火陷阱”（firefighting trap）的概念，意指不少机构都面对类似消防员的困境，总是火头太多，而且人手不足：“时间总被用在扑灭眼前着火的地方，但就缺少防止火势扩大的措施，新的火苗只会持续出现。”

作者提出的主要药方就是创造决策管理上的宽裕。过去教改的目标是“拆墙松绑”，结果却是架床叠屋，制造更多难题和死结。现在决策者并非要创造更多新政策，亦不是采取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反而是要在现存的烂摊子中，找出能够有所松动和改良的宽裕，重启有益于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良性循环：

第一，上层决策者抽出10%的工时，直接接触前线同事、教师和学生，在现存规条和程序中找出关键环节，推动一些真正有益学生的小尝试。第二，教育局以特遣队形式，在各部门抽调10%的同事，再连结主要持份者，就上述关键环节再作深入研究，并且在无压力和无指标的前提下，放胆进行不同的原型和试点实验。第三，推而广之，所有学校也抽调10%的教师工时，在现存课程中找出关键环节，大胆进行对学生真正有益的尝试，并把正面的经验不断复制扩大。

《香港01》周报专栏作家邹崇铭其他文章：【领展街市】政府与市场：放开所有 彼此更自由？【共享经济】从共享单车到聪明政府【现象评析】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吗？

上文节录自第17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5日）《“怕执输”的认知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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