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大屠杀》作家张纯如　活着的记忆．上

已故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著作《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于1997年9月面世，是全球首本专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英语书籍，该书随后翻译成十多种语言，连续40多个星期高踞《纽约时报》最高销量榜，打破非小说类书籍冠军纪录。《香港01》访问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了解早逝女儿的一生。插图：曾永曦

每年的12月13日前后，是天文现象双子座流星雨高峰期。80年前的南京居民，这一天由早到晚看到的却是枪林弹雨，然后日军入城，展开为期六星期的大屠杀，30万中国军民受尽折磨而死。西方历史对此没有多少记述，直至20年前，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著作《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面世，将这段血淋淋的历史带进西方社会的视线，不少人深受此书影响，为亡魂求公义的声音在这廿年从未间断。

张纯如早已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她的外祖父民国时代在南京工作，沦陷前逃离。2004年，张纯如自杀离世，但她为南京死难者寻求公义的遗愿未有消失，仍有人继续坚持下去。在由一班移居加拿大港人发起的“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推动下，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通过“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无约束力动议，一旦法律效力的议案三读通过，当地将成为首个中国以外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地区。史维会本周三（13日）将于当地举行纪念活动，安抚80年前冤魂，不再让惨剧重演。

“Very hard, dedicated, and persistent.（勤奋、尽心、执着）”张盈盈这样形容自己早逝的长女。张纯如于1968年在美国新泽西州出生，她自幼接受西方教育，喜欢写作、阅读英文文学，梦想成为作家。张盈盈认为女儿虽在美国土生土长，但学习中文不可或缺，“第一她是中国人，所以她应了解中国文化及语言，还有我的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提醒我们不论走到哪个地方也不可忘本，要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为作为中国人而骄傲。”

那些悲惨的记忆

张盈盈的父亲张铁君是民国时代《中华日报》总主笔，1937年正好在南京为国民党办事，那时日军步步进逼，张铁君相约妻子在芜湖会合，打算坐船逃难，“岂料父亲等了四天也等不到母亲，那时母亲怀着我哥哥，姐姐才一岁多。爸爸为了等她，没有如期上船，当她出现了，结果不能上船。”张盈盈解释，因为父亲错过了原来的船期，而且母亲还带上了舅舅及外祖母，心急如焚的父亲只好不断向船家解释自己是替国民党做事，还有将所有行李丢掉，包括父母的结婚相片，排除万难才成功登船。“他从前便告诉我们，身外之物不重要，性命才重要。身外之物没了将来还可赚回来，但当他一想到自己的文章和结婚照片也在那时通通丢掉，他便流泪了。” 幸运的是，他们逃过了南京大屠杀；不幸的是，他们逃不过日军的疲劳轰炸。

张盈盈1940年在重庆出生，那时正值日本发动猛烈空袭，平民百姓根本没有喘息的空间。“我出生时正是日本轰炸很凶的时候，父亲选择到重庆乡郊，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山及天然的洞穴，可以当作防空洞。我记得父母曾在半夜把我叫醒，叫我赶快往防空洞跑；天气好的时候炸得特别多，妈妈做饭期间又来了警报。”张盈盈忆述，日军不分昼夜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父亲在防空洞放了几张帆布床，那时他们每人也有一张小板凳，每当听到“呜呜”警报便要立即拿起小板凳，冲去潮湿的洞里躲避，生怕随时错失保命的机会。“曾经有很多人也跑进地底里，但那个炸弹落在入口前，大家也出不来，结果闷死了，里面有上千人，有些是一整个家庭的”，那些悲惨的记忆让她意识战争的恐怖。为了活命，张盈盈部分童年，也在黑暗的防空洞中度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张盈盈随着家人辗转到台湾及香港生活，与丈夫张绍进于1960年代前往美国深造，二人双双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张盈盈自此从事化学研究及教学，张绍进则在大学担任物理教授。张纯如就是在这个知识份子家庭中成长，她长大后升读伊利诺大学，顺应父母期望而修读电脑与计算机科学，但梦想成为作家的她仍对写作念念不忘，遂于大三下学期转读新闻系。“我们常常在周末带她到图书馆，她总借阅许多文学书。她看了很多名著，很想长大后成为一流的作家。她总是说，生命总有一天会消逝，只有她的文字与书籍可以一直流传下去。”

突如其来的决定

张纯如一生出版了三本著作：《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1995年）、《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1997年）及《美国的华人：一部叙述史》（2003年），当中《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是全球首本专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英语书籍。“写南京大屠杀是突如其来的决定。”张盈盈说，张纯如小时候早从家人口中得知中日战争，“她大概八九岁时已很喜欢发问，十分好奇。那时候她问我们：‘既然你要我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化，那你为什么要跑到美国来？’”基于女儿的求知欲，张盈盈与丈夫便跟她聊起了家庭的背景和战火不断的近代史，外祖父也在家庭晚饭时提及南京大屠杀。“她曾到学校及公共图书馆寻找相关的英文书籍，但她找不到，认为我们都夸张了！”张盈盈无奈笑笑，餐桌上的交集仍不足以成为张纯如动笔的起点。

张纯如完成首部作品后，到加州参加研讨会，那里刚巧举行日军侵华相片展，相片不单让张纯如认清历史悲剧，更改写了她的一生。

“虽然我从小就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但对眼前的照片却毫无心理准备。黑白照片里，有被砍下的头颅，被剖开的肚腹，女子在施暴者威逼下摆出各种淫秽姿势，扭曲的脸孔上是令人忘不了的痛苦与耻辱。”她在书中记下当天感受。照片纵然黑白，日军泯灭人性的恶行及生命的软弱无力仍震慑她内心深处，但更令她不解的，是南京大屠杀的骇人程度绝不亚于纳粹屠杀犹太人，但当时的西方社会却漠视南京这场东方人道灾难，因此她向母亲预告，下一本书非写南京大屠杀不可。

一般人的痛苦，是为自己或身边人而生，但张纯如的痛苦却为数以十万计素未谋面的人而生。她背负着道义责任及对受害者的交代，在接下来的两年多四处奔走，在美国东岸、南京、台北等地搜捞活证人的余烬，更让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及德国人拉贝的战时日记得以重见天日。她很明白，唯一让西方正视这段历史的方法，就是要找到可信证据，将碎片辑印成书，还原历史。当她完成搜集资料后，已急不及待动笔，可惜物极必反。为了赶在大屠杀60周年之际出版，她深深陷入写作的漩涡里，不眠不休钻研血腥材料，令她噩梦连连、发落如雪，教张盈盈心痛不已，“1996年4月，她写得很痛苦，所以我叫她不要再写那么黑暗的题材个案，她拒绝。她说：‘我跟这些受害者比起来算什么呢？他们比我更痛苦，而我只是帮他们写出来，帮他们伸张正义。’”（待续）

上文刊载于第90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2月11日）。原文题为《南京大屠杀　活着的记忆》，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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