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香港取代大陆成有毒电子垃圾处理中心 　谁是罪魁祸首？

香港号称国际金融中心，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多不胜数的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它的经济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何会走上20年前汕头的老路，向电子废物回收和处理如此低端的产业发展？政府是否要让问题恶化到20年前贵屿发生的情况才会坚决执法？今日的香港，难道要和1990年代一个大陆的市镇相提并论？

香港公务员“不作为”的情况有多严重？日前，申诉专员公署狠批海事处对海上事故的跟进调查工作“极度差劣”，有个案拖延逾8年，在公署介入后才作跟进。石澳东丫背村的非法僭建和违例霸占政府土地，更是在媒体报道后，地政总署才采取行动。政府执法与执行政策的能力与公众的期望明显出现重大落差，也不符合公务员素以高质素和高效率见称的声誉。

这都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差劣、可能导致更严重后果的个案，也许根本不是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的对象，也不是传媒报道的焦点。《香港01》的调查发现，由于政府执法不力，甚至说是“懒理”也不为过，香港已经取代大陆，成为全球有毒电子垃圾的集散地，并出现了一条非法走私、处理和转运电子洋垃圾的产业链。接收和处理这些垃圾的工场遍布新界多个地方，在垃圾处理过程中释出的有毒物质不仅损害工人的健康，更污染土壤和水源，对当地居民构成威胁。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垃圾是怎样通过海关和边界的检查进入香港境内？从中获利的人士为什么可以逃过警方的执法和环保署的检控？这些都是政府要回答的问题。香港早于2006年已经引入规管电子废物在国际间转移的《巴塞尔公约》，但政府以如此漫不经心的态度执法，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回归后，有关香港被“大陆化”的言论甚嚣尘上，但其实如果做得好，那香港确实有些地方可以向大陆借镜和学习，如何有效雷厉风行地处理电子垃圾就是一例。中国曾经是全球最大、最不受规管的电子垃圾处理中心，但中国早在1994年已提出禁止已发展国家将有毒的电子垃圾输入发展中国家，这个倡议其后成为《巴塞尔公约》的基础。199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禁止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入境。立法的目的，除保护环境和保障人体健康外，还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位于汕头市的贵屿镇国际知名，因为它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场，西方媒体曾经广泛报道。自1995年，贵屿开始接收电子废物，高峰期估计在当地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多达15万。废物处理过程中释出的铅、铬和锡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不但严重污染当地土壤，更将污染物带入水源。有指贵屿致癌的二𫫇英含量全球最高，调查亦发现，贵屿的流产率比正常高6倍，而七成的儿童血含铅量过高。

换言之，当年的汕头市跟今日的香港同样是有法不依。中国政府立法虽早，但执法不力，一直到2012年才全面整顿。先是2012年出台的基金补贴制度，对符合环保技术规定的100多家电器电子产品正规回收拆解企业提供补贴，大幅提升它们处理电子垃圾的技术和安全水平。其后是2013年开始实施的“圈区管理”制度，将数以千计的电子拆解户集中纳入经济产业园区内统一管理，并同时取缔园外的电子拆解活动。由于措施有效和管理得宜，贵屿不再遍地垃圾，市容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市镇的污染物水平有显著降低。

电子垃圾“侵略”香港这件事情的荒谬之处在于：那边厢，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贵屿正努力摆脱“世界电子垃圾之都”的污名。这边厢，由于特区政府执法不力，香港似乎要重蹈贵屿的覆辙。更荒谬的是，20年前一穷二白的贵屿选择与垃圾为伍、靠处理垃圾为生，是为贵屿人提供就业机会。那即是说，为了生存。香港号称国际金融中心，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多不胜数的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它的经济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何会走上20年前汕头的老路，向电子废物回收和处理如此低端的产业发展？政府是否要让问题恶化到20年前贵屿发生的情况才会坚决执法？今日的香港，难道要和1990年代一个大陆的市镇相提并论？

某程度上，香港可能取代贵屿成为“世界电子垃圾之都”是拜大陆严厉执法所赐。大陆收紧电子洋垃圾的入口，于是大陆商人来港经营非法回收场，再将洋垃圾转口到东南亚。但电子垃圾破坏环境、污染土壤、危害健康，早有公论。环保执法本应用可能的最大力度，问题是香港政府根本没有一套环境生态治理政策，就好像口口声声说要推动科研一样，既不认真做，又不懂得怎样做、只是交差了事，又怎会取得成果？

有人或者会责怪大陆将“垃圾产业”转移到香港，但抚心自问，如果香港政府不是执法不力，又对本地产业空洞化束手无策，致使劳动人口的工资持续下降，这些产业又怎可能转移到香港，又在这里找到为了微薄薪酬处理有毒垃圾的廉价劳工？

政府不重视环保，是否因为在现行制度下民意无法对它有效监察？回归前，英国委派的总督为香港兴建不少郊野公园，这项殖民地政府的德政显然不是为了顺应民情或满足市民的要求。今天的立法会至少部分是民选的，却反而见不到尊贵的议员在环境问题上有所作为，那是出于无知、还是不负责任，议员自己应该反省。

由于选举制度的缺陷，香港政府的认受性本来已经先天不足。政府应该做的，是以有效管治逐步提升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可。一个能干有为，能够令市民安居乐业的政府，不管如何组成和透过什么选举制度产生，也会有高民望和高认受性，政治学者称之为“来自政绩的认可”。反过来说，即使是民选的政府，也会因管治无方而被人民唾弃。 

从这个角度看，公务员和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和专业失职只会加深政府的管治危机。本届政府强调“适度有为”，但为何对四面八方向香港涌来的洋垃圾采取近乎“不设防”的政策，对新界快要成为电子垃圾集散地亦视而不见？香港的资讯科技和互联网产业不成气候，却变成打碎LCD屏幕和拆解电路板的电子废物处理中心。成立创新及科技局的目的，不就是要帮助香港发展成为科技领域的先驱吗？它对事态的发展不知有何感想。

可以肯定的是，政府的无能、议员的失职，以及公务员的懒政怠政，会令香港继续往下坡路走。不论是自由经济、一国两制、还是真普选，任何空洞的口号都不会导致香港出现真正需要的改变。惟有强而有力的领导，一个有承担、有魄力和有远见的政府和议会，以及一支超越政治争拗、以服务市民为己任的公务员队伍，才可以重振香港，令香港人重拾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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