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PAS争议】关键不是IB抑或DSE 而是拔萃与喇沙的分别
有传媒统计今届大学受资助学额的收生结果,发现经联招(JUPAS)入学者的百分比稍跌;由于经非联招(Non-JUPAS)途径获得学额的不少都是国际预科文凭(IB)考生,而在2017/18学年,全港只有15间国际学校、6间私立学校和8间收费不便宜的直资学校开办IB,再加上港大医学院的新生来源有大幅变化,Non-JUPAS考生一下子增加了25个百分点,大众遂十分关注大学“神科”增收IB生会否变相不利基层学生向上流动。“01观点”已多番指出,现行的直资制度设计才是妨碍阶级流动的元凶;事实上,倘若再仔细观察个别直资名校的资源,便可更易明白这套逻辑的理据。
从1960年代起,学术界已肯定学生的家庭社经地位深切影响其学业成就,一般来说,一个家庭所能提供的“家庭资源”,可包括︰1)经济资本,例如富人可以购买更多书籍、学习软件,又或聘请家庭家师、参加学习夏令营;2)文化资本,最通俗易懂的例子就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家长的价值观、品味、兴趣、习惯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女,而上流社会普遍较重视教育,这自会提升子女对学习的重视程度和学习动机;3)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人际关系网络,这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帮助毋庸赘言。
虽然近年也有学术研究指家庭社经地位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不如想像般大,但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该等影响必然存在,学者争论的只是影响程度;二是要“追贴”家庭社经地位带来的差距,其中一个因素是学校教育的质素,只要老师、课程合适,学校设备又充足,基层学生也能提升学术成就,但换一个角度说,若富人入读的学校拥有较多资源,那么家庭社经地位所造成的差距,将体现于学校教育,基层要“追贴”的难度便更高。
面对这个局面,政府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期望政府禁绝富人发挥其家庭资源优势,故政府最应该做的,是确保二次分配过程中,公帑能弥补基层学生在起点上的先天不足,尽量拉近贫富带来的学业成就差距。可惜的是,现在的直资学校制度,却会以公帑资助那些收费高昂、资源本就充足的学校,使他们的优势更明显(最极端的情况是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详见此文)。
直资的原意是为学校拆墙松绑,因为直资学校在运作上较自由,例如教师团队编制和课程设计均有较少限制;理念上,直资制度的目标是使全港课程多元化,让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道路。不过,由于初代直资计划不受办学团体欢迎,参与者寡,故政府逐步放宽直资学校的学费限制︰最初,直资学校要获得政府的全额人头资助,学费不可多于学额成本的⅔(学额成本由政府计算得出),惟现在已放宽至不多于2⅓。在2017/18学年,初中资助学额成本为59,349元,换言之,即使一所直资学校的学费高达138,481元,仍能得到全额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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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少没有收生压力的传统名校纷纷加入直资计划(他们转为直资,也不愁无人报读),并运用财政上的优势,提升教学质素。举例来说,坚守办学理念、拒转直资、每级开足七班的的传统名校喇沙书院,其核准教师编制不过是88人,实际教师人数也只是93人;但其学界死敌、收费达48,650元(IB课程更达99,320元)的拔萃男书院,全校足有136个教师,单从教师团队的大小,已可知直资的优势。而最讽刺的是,在2016/17年,政府拨款占男拔全年收入的55%,故可以说,政府有份资助本就收费不菲的学校扩展优势。
不时有人指收费高昂的直资学校只有少数,这当然是事实,所以必须强调,直资本意没有问题,但制度设计容许少数学校同时征收高额学费及收取政府资源,然后用来集中培育富人,这才是问题。直接一点说,那些左右逢源、尽收两家茶礼的“贵族直资”,一间也不应该出现,政府应该调整前述的收费上限方程式。
是次JUPAS收生争议令大众十分关心IB课程的出现与流行会影响基层学生上大学机会,但须注意的是,那些会开办IB课程的“贵族直资”其实也提供DSE课程,故社会最应注意的,不是IB,而是直资制度,否则便是失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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