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永文：医委风波，政治问责官员却“我唔系搞政治”？

被放在不合适岗位的人往往不会承认自己力有未逮，只会找寻借口诿过于人，总之“万般过错，错不在我”。连民望一直高企、公认用心服务市民的高永文局长也逃不出这个模式。

各大小机构总会有一些在专业范畴表现优秀的员工，晋升至管理层后，却做得焦头烂额，例如超级销售员、工程师、编辑、医生等，退下最前线变成部门经理后，不单未能发挥自己所长，更往往不懂合理分配资源和驾驭下属，影响业务。

制度较完善的机构要处理这问题，一般都会为每个岗位制定简称 JD（Job Description）的职务说明文件，让员工可以清晰了解职务的要求和挑战，亦让上司评估下属表现时，有较客观的准则可依从。

可惜，制度归制度，被放在不合适岗位的人往往不会承认自己力有未逮，只会找寻借口诿过于人，总之“万般过错，错不在我”。连民望一直高企、公认用心服务市民的高永文局长，也逃不出这个模式。

唔好意思　白纸黑字　请你就系搞政治

市民指摘医务委员会医医相卫、积压投诉、阻挠外国医生来港执业之声从未间断，艺人张崇德夫妇投诉胎儿夭折聆讯竟长达 9 年，且多次被判败诉，可惜政府多年来一直隐形，直至自由党提出私人草案并取得广泛支持后，才自己提出草案，并以为“坐定粒六”等通过。

岂料医生团体警告“支持法案等于支持梁振英操控医委会”，有李国章、陈章明等“珠玉在前”，形势有变，局长被迫四出游说，竟在电台直播节目中气愤表白：

政治嘅留返大家去考虑好嘛，我唔系一个搞政治嘅人，虽然我知道入咗嚟一个政治问责嘅岗位。

这番言论十分吓人，莫非香港政府是没有 JD 的？即或没有，局长也可以看看这两份文件：

《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应修订为《政治委任制度官员守则》，以涵盖所有政治委任官员。

既然报告清楚突出“政治委任制”，局长竟公然表示“我唔系一个搞政治嘅人”，特首理应检讨是否所托非人。再看看第二份文件：

在（问责官员）任期之内，他们各自负责由行政长官指定的政策范畴，统领所辖部门的工作，制定政策、解释政策，为政策作推介，争取立法会和市民大众的支持，并且为其政策的成败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实行新制度，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每个问责官员要为自己的政策范畴承担责任。

被突袭成功　只能怪自己力有未逮

现代企业管理人都知道，网络时代来临后，舆论改变的速度可以很快，公关专家从前谈论如何处理 breaking news（突发新闻），现在更重要的是 breaking views（突发舆论），版权条例一役已是很大的教训；可惜政府有庞大的舆论机器包括新闻统筹专员、新闻处、各政策局的新闻秘书、副局长、政治助理等，却被部分医生制造的 breaking views 弄得进退失据，显然不乎合 JD 所说“争取立法会和市民大众的支持”的功能。

管理大师 Stephen Covey 将“责任”一词的英文“responsibility”，分拆为“response”和“ability”两个字，意思是，人只要有能力选择自已的行为，就要为所导致的后果负责，不可以责怪环境或他人。

现实世界，无论管理政府或营运生意，应对恶劣甚至敌对的外在环境是领袖的份内工作，称职的领袖正正要带领团队、激发下属在逆境中造出成绩，又要充份沟通管理各界期望，才能事半功倍。议员为选民服务，民意逆转而议员转軚并不为过，局长先掉以轻心，后指摘“并非基于事实的忧虑，产生政治考虑”，恐怕与问责的精神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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