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十二夜·上】前渔护员工见尽官僚冷漠　私下热血为动物寻家

阳光满面、领着小狗散步的Jane，现职宠物保母；她对上一份工作，是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下称“狗房”）的动物管理督察，两者都与动物有关，全因她喜爱动动物。提起渔护署狗房，不少人都嗤之以鼻，总想到渔护署捉狗队、肮脏的狗笼，以至每年数千宗人道毁灭，负面情绪不断浮现。Jane在狗房工作两年多，见尽弃养者的无情嘴脸，以及官僚至极的同事；但也有遇到尽心照顾狗只的老员工，还有抵住程序暗地放生流浪狗的捉狗队员。2013年，一套关于保护动物的台湾纪录片《十二夜》，以镜头记载收容所内职员执行职务，面对弃养和人道毁灭的无奈与挣扎，电影上映后却为台湾动保界带来重大改变。正面乐观的Jane，仍然相信逐少逐少的推动，能为动物在黑暗之中带来光明。

记者：为什么选择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的工作？

Jane：我在澳大利亚修读“动物科学与管理”，回港后可选择的工种不多。初时我应征渔护署牛队，但那时未有职位空缺，渔护署问我会否考虑动物管理中心的工作，于是我便答应了。

记者：你的职位和工作范畴是什么？

Jane：我的职位是Animal Management Inspector（AMI）。简单来说，狗房的工作可分为“头房”和“尾房”，头房的工作主要面向市民，如为领养动物发牌照、寻找领养者、打防疫针、处理被遗弃或流浪动物个案、检疫，或饲主领回动物时为饲主录取口供等。而尾房的工作主要处理攻击性动物个案、为主人录口供、处理宠物业者的买卖牌照，以及安排捉狗队的日常工作等。我当时负责的是头房工作。

记者：不少市民对渔护署狗房都嗤之以鼻，狗房实际环境和情况是怎样？

Jane：有时在Facebook见到不少人骂捉狗队无情，实情不是这样的，但因社交媒体不是讨论的好平台，故我很少回应。在狗房工作的人，有些确实抱持“打份工”的心态，但求尽快完成工作－－我见过有人在处理人道毁灭程序时，催促别的同事“快啲啦”。也见过有员工在清洗猫、狗笼时，开大水喉冲刷；当时是冬天，动物被冻水淋得全身湿透，我在旁看也感心痛，于是便严正地跟那位同事说，不能这样对待动物。

记者：情况似乎真如坊间描述般恶劣。

Jane：这只是个别员工的行为，以我服务的那个狗房为例，其实不乏真心爱护动物的同事。有位伯伯尽心尽力照顾狗只，每天亲手拌匀干湿粮喂狗，清洗狗房时会以清水开稀漂白水，逐个笼用毛巾抹净，绝不会开大水喉向猫狗“照头淋”。

我也知道，有捉狗队的队员，并非无情捉尽所有流浪狗，他们也希望尽可能保留狗只生存的机会；兽医亦会为动物喂药治病和杜虫，甚至主动向署方申请较昂贵的药物，医治狗房内的动物。其实狗房的情况并不如坊间所说，即使动物有病也不理会，我这次接受访问，就是希望能消除大家对这些同事的误解。

记者：弃养动物的个案多吗？

Jane：我是阴差阳错来到狗房工作，初入职时对狗房不甚了解，以为饲主把动物带来弃养是个别事件。每遇到弃养个案我都觉得很伤心，会尽力劝他们再三考虑清楚。后来发现弃养者太多，弃养原因都相若，要不是情侣分手，就是动物老了病了不想照顾，我就由伤心逐渐变成愤怒。对于决定弃养的人，你很难要他们回心转意。这些被弃养的动物，主要是有品种的猫狗。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用尽一切方法为动物寻家，有时我会私下联络不同的团体或义工，游说他们帮忙。

记者：寻家的过程难吗？

Jane：为动物寻家有一定难度，部份原因是人为所致。狗只被带到狗房，如扫到有芯片，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络其主人。但有些同事却觉得很麻烦，迟迟不肯打这通电话，有时他们更在打通电话后只响一下便马上收线，然后报称找不到主人。

最记得有一次，爱协转介一只半身瘫痪的狗来狗房，我们为牠扫到芯片，于是我便联络狗主。狗主指斥我们无端捉走狗儿，要求我们将狗儿送回他府上，无论怎样游说，他都不肯前来把狗接走。为什么爱协不为狗儿先扫芯片呢？为什么狗主宁愿放弃那狗，也不肯前来狗房接牠走？那狗半身瘫痪，兽医认为牠被领养的机会很微，但我见小狗的性格乖巧，于是努力联络相熟的动保团体，希望他们肯接收小狗。

最无辜的往往都是动物，如果你当初没有心养，请不要介入牠们的生命。

记者：这是你离职的原因？你的离开，对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Jane：是部份原因吧，有位上司曾跟我说，“这里不喜欢有思想的人，因为这代表你不听话。”我把这句话当成是对我的赞美。虽然已离职，但有些相熟的动保团体或义工在领养程序和安排有疑问，我都会尽量提供协助。